瞒天也难过海！ 徐增平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真相与谎言

大肚蝈蝈

第十章
胆大妄为一
自戴岳和张勇从乌克兰获得了“瓦良格”号航母的船主证等法律文件之后，华夏证券公司和东方汇中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按照邵淳的说法，这是因为高增厦被迫辞去董事长职务，具有“涉外机关”背景的刘兴元将其取代，东方汇中公司出现了明显的取消合作、摆脱监督的迹象，于是引起华夏一方的警惕和戒备。　　与此同时，华夏证券公司总经理助理罗×ד冲”了出来，多次与东方汇中公司进行接触，目的是想把“瓦良格”的船主证要走，遭到东方汇中公司的拒绝，双方关系搞得很僵。罗××是何许人？他又为什么这样积极参与此事呢？一年前，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国家安全部门给华夏证券公司派来一个工作小组，一共三个人，组长为罗××。华夏证券公司给他的公开身份是总经理助理。在邵淳参与“瓦良格”项目以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除了他和吴宇、刘素红知道有个航母的存在，别人都不知道。当初是徐增平负责“瓦良格”项目的运作，邵淳只管出钱，别的事情不管。但是在发现徐增平挪用船款，并把他踢出项目，剥夺了他的运作权之后，邵淳就不得不考虑“瓦良格”项目的运作问题了。比如，这么大一条船，将来拖回来，入关手续谁来办？将来把它交给谁？华夏证券公司不过是一个出资单位而已，对即将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能力解决。这时邵淳想到了罗××。他对罗××说：“跟你说件事，我买了一条航母……”接着把购买“瓦良格”的来龙去脉介绍了一遍。罗××说：“你怎么才说？”邵淳说：“现在说也不晚哪！”他希望国家安全部能把这条船接过去。罗××很高兴，很快就把分管港澳台的两个局长找来和邵淳见了面。邵淳把“瓦良格”项目的全套资料交给他们，他们表示愿意接收该船，但是这么大的事情，需要回去向部领导汇报。结果很快回话：部长不同意他们沾手此事。很显然，部长知道中央高层对航母问题的态度，不想引火烧身。虽然国家安全部领导不愿沾手，罗××却不想放手，而且紧追不舍。他几次找东方汇中公司索要“瓦良格”的船主证，都被对方严词拒绝。东方汇中的不配合态度惹怒了罗××。1999年11月的一天，罗××拿着一个关于“瓦良格”的报告找到邵淳，对他说：“东方汇中公司搞航母是诈骗。”希望邵淳在报告上签字。邵淳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别瞎搞，东方汇中是我请来帮助处理这个船的，并不是他们来诈骗。所有船的后期操作，都是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定的，人家没有用太长的时间，就把船的主权拿回来了，下一步就是怎么拖回来的问题。人家做了很大的贡献，你怎么能说人家是诈骗呢？”罗××本来是邵淳比较信任的助理，他可能觉得证监会已经派来了赵大建，邵淳大势已去，就转身投向了赵大建。他把邵淳买航母的事情向赵大建做了汇报，赵大建如获至宝：这回可抓到邵淳的把柄了！立刻上报给有关部门。





二1998年10月，邵淳被人匿名举报，列举了他“九大问题”，上级派出调查组进入华夏证券公司，对邵淳和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前前后后调查了一年，“九大问题”均查无实据。1999年11月，调查组准备结案。在调查组汇报对邵淳调查情况的时候，证监会副主席陈××突然发难：邵淳的问题你们都查清楚了么？调查组的古树林处长说：清楚了。都清楚了。陈××说：那他还有一个航空母舰的事情，你们知道么？古树林等人一下被问懵了。这个事情他们确实不知道。陈××说：你们查了一年，这么大一个航母都没查出来，还说查清楚了！随后，古树林找邵淳谈话，问他道：你还有航母的事么？邵淳痛快地回答：有。古树林说：我们怎么查不着？邵淳说：那是子公司的经营项目。我也不是要瞒你们，你查的范围内的事情我都说清楚，就完了呗！古树林说：你把这件事的经过写一下。1999年11月14日，邵淳就写了一个材料，大意是：这个事是国家行为，部队找我们，希望提供帮助，我就提供了。邵淳最后建议，由国防科工委或中船重工或其他部门接管“瓦良格”项目，对该项目加强领导、指导和协调。调查组将此事汇报上去，有关方面回函称，军方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委托企业和个人购买航母。这个结果是邵淳没有料到的。这样一来，本来说是“国家行为”的“瓦良格”项目，就变成邵淳的“个人行为”了。那一刻，邵淳感到天昏地暗。邵淳被金融工委调查的情况，张勇知道一点，但不十分了解。他远在香港，几乎感受不到华夏内部整顿对“瓦良格”项目的影响。有一天邵淳给他打电话，跟他商讨聘请国际评估公司对“瓦良格”进行价值评估的事情。按照金融业的行规，不管收购公司还是实物，都要估一下值。之前因为这个项目情况特殊，没有做这项工作。邵淳对张勇说：张总，“瓦良格”的事前期让徐增平给耽误了，最近几个月才有实质性进展。我想了一下，华夏为“瓦良格”已经花了很多钱，它到底能值多少钱，我们心里还没有数，你和戴岳到乌克兰去一趟，找个评估公司估一估，看看“瓦良格”的价值到底是多少。张勇非常理解邵淳，他为之做出了这么大牺牲的“瓦良格”，连它是什么样都没看到，光看照片，锈迹斑斑，让人心里没有底儿啊！于是，张勇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去乌克兰联系国际船务评估公司的事情。就在这时，他意外发现，邵淳停职的事情被香港报纸披露出来了。1999年12月9日（星期四），香港《东方日报》刊登消息，《华夏三要员突遭撤职》。消息称，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与中国证监会上周五突然迳赴华夏证券，宣布取消董事长兼总裁邵淳、副总裁魏必中与王卫国三人的高级管理层人员的任职资格，并即日起撤职，同时决定对邵淳展开停职检查……张勇看到这个报道，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虽然此前上级就对邵淳进行过调查，但并未撤职。现在“突遭撤职”，说明问题很严重。他把这张报纸剪下来，想告诉邵淳，又一想，这个时候告诉他香港报道他被撤职了，只能破坏他的情绪，就没给他打电话。过了两天，香港《大公报》又登出一篇“特稿”《邵淳被斥胆大妄为》。所谓的“特稿”，其实篇幅很小，只比火柴盒大一点点：



自华夏证券成立以来即担任总裁的邵淳，可谓近年是非最多的证券老板之一。甚至有传言说，连国务院总理都批评邵氏“胆大妄为”。一九六六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邵淳，曾任工商银行张家口市分行行长、总行计划部副主任。八七年时，调任华能财务公司副总经理。由于邵淳得到前工行副行长黄玉峻的提拔，才得以进入总行，甚而负责组建华夏证券。因此，邵淳为夺权而将担任华夏证券董事长的黄玉峻“逼走”一事，亦招致外界非议。由于多名副总裁先后“被整”，该公司人事关系之复杂在行内也恶名远播。对于外界传言邵淳被调查，他曾发出“我是守法的，华夏也是守法的”的澄清。直至华夏证券传出管理层即将大换班的消息，当时只说邵淳保不住工作而已，可没想到一个星期后，邵氏终要面对接受检查，黯然下台的命运。

这个报道非同小可，张勇觉得应该跟邵淳说一声，就马上给邵淳打电话：邵总，香港报纸发表了一个消息，说你“胆大妄为”。你要注意了。邵淳在电话里不方便多说，只嘱咐张勇一句话：想法看住徐增平，我拿出去的钱，一分都不能出问题啊！要再出问题，就麻烦了。当晚，张勇把报纸剪下来，用传真发给邵

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境外媒体先报道出来的，好像境外媒体比境内媒体消息灵通，或者是境内媒体得到消息也不便刊登吧，只能境外先登，然后再转到国内来。新闻“出口转内销”，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早年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就是新闻“出口转内销”的典范。



三

1999年6月，在上级调查组到华夏证券公司调查期间，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对邵淳说：“我们准备给你派一个助手。”邵淳说：“这个得有程序吧？我可以向董事会汇报。”陈××说：“不用，又不是任职，就给你派个助手，不用向董事会汇报。”邵淳心里清楚，华夏证券是股份公司，你派个高管到公司来，按说应该向董事会汇报，可是证监会副主席说不用，他也顶不住。于是这个证监会派来的助手，就在没有履行任何程序的情况下到华夏证券公司来上任了。这个人叫赵大建，原是国泰证券公司副总裁。表面上说是赵大建到华夏证券公司“协助”邵淳工作，实际上是上级在给华夏证券公司“掺沙子”。早在1999年初，邵淳就得到消息，证监会有关领导想把邵淳换掉。华夏证券公司有个女员工，和证监会的人比较熟。有一天，她慌慌张张地对邵淳说：邵总，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原来，头天晚上她和证监会的几个人一起吃饭，其中有证监会主席的秘书。席间说起证券界的情况，有人说到邵淳。据证监会某领导说，邵淳不买他们的账（其实是邵淳不拍他们的马屁），要把他换掉。邵淳听了女员工的话，哈哈笑道：“哎呀，我干的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快点来换！我正累得要命，烦死了，不想干了！”过了几个月，证监会就派来了准备接替他的人－－赵大建。后来华夏证券公司的倒闭，就是从这个时候埋下的隐患。1999年11月，上级调查组对邵淳的调查基本结束，没有查出邵淳什么问题，倒是对邵淳的优秀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公司分房子，邵淳第一步先分业务骨干（当时各证券公司互相挖人，把业务骨干放在第一位是为了拴心留人），第二步再分中层领导，第三步才分公司副总，邵淳把自己放在最后。副总的房子是1.2万元/平方米，邵淳的房子是8000元/平方米，和业务骨干一样。房子的位置和建筑质量都不如副总。再比如发奖金，邵淳给下级定奖金标准，他自己只拿全公司的平均奖。他当时的工资不是年薪，是月薪，税前8000元，税后5600元。曾经有湖南一个分支机构的总经理，很神秘地提着一个密码箱走进邵淳办公室，把门反锁上，打开密码箱，里面全是现金，说是要给总公司领导发奖金。邵淳大怒：都是总公司领导给下级发奖金，哪有下级给领导发奖金的？这不是胡闹么？拿回去！邵淳认为：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邵淳派人一查，查出这个人很多问题，马上把他开掉了。这是华夏证券公司第一个被开除的分支机构总经理。还有福建的一个总经理，送给邵淳两条烟，邵淳转送给了他的司机。第二天，司机把烟退回来了。邵淳很奇怪，以前他经常把别人送的烟转送给司机，从没退回来过。这次是怎么了？司机说：邵总，你自己看吧！邵淳打开一看，烟盒里面装的是钱！邵淳对司机说：你给他寄回去。一定要通过邮局，要留收据。司机就把两条烟寄回去了。除此之外，邵淳还严格遵守国家规定，他的家人和家族都不做股票。他有一个观点：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钱坚决不赚，一个共产党员，赚那种昧良心的钱，失党性，丢人格。我问邵淳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与多年受党的教育有关，与常年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他年轻的时候可以全文背下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有人感叹：像邵淳这样的好干部真不多啊！调查组这次来，也查出来一些问题：总公司有个基金部，他们居然有个1500万元的小金库（之前总公司发出的“110号文件”，主要是查下面，没有查总部）；另外还查出一个副总经理有经济问题。上级调查组对邵淳的调查做出初步结论：举报信中所反映的个人经济问题并不存在，但作为董事长、总裁，“负有投资决策失误的责任”。这个结论对于邵淳来说，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解脱。不犯“谋取个人私利”的错误，就是好干部。“决策失误”不属于品质问题，“失误”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涉及决策者的知识结构、对未来形势的判断能力，涉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乃至某些不可抗力，如亚洲金融危机，等等。调查组按照程序，将调查结论与邵淳见面。邵淳提出意见，并签了字。当时调查组提出，邵淳要尽快让出一个职务，不能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邵淳也表示同意。如果邵淳的事情到此为止，他还有“重出江湖”的希望。就在调查组准备宣布调查结果的时候，公司总经理助理罗××从背后捅了邵淳一刀，让邵淳的问题突然“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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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30日，邵淳得到消息，新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之后就要对他进行“双规”。晚上回到家里，他想，“瓦良格”项目从没和夫人说过，马上就要被“双规”了，得让她知道怎么回事。邵淳的夫人叫纪根云，他们是大学同学。邵淳来华夏证券公司任职之前，她是华夏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因为工作太累，身体吃不消，调到别的单位去了。据纪根云介绍，平时邵淳下班以后，吃过晚饭就钻进书房看书看材料了。那天吃过晚饭，纪根云坐在厅里看电视，邵淳没进书房，在她旁边走来走去，像是有什么事情。纪根云就问他：有什么事么？邵淳说：还真有个事儿。纪根云问：什么事儿？邵淳平静地说：过几天要来个调查组，我可能被“双规”。纪根云有些吃惊：啊？你怎么了？邵淳说：我买了个航空母舰。纪根云更为吃惊：什么？怎么回事？邵淳把过程简单说了一下，纪根云急了：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敢干！这又是政治，又是经济，又是军事，又是外交，该你干么？邵淳说：是不该我干，但是这事碰到我头上了，我不干，它可能就没有了！你说我干不干？纪根云说：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说？出了事才跟我说！邵淳说：事先跟你说，这个事还干得成么？你肯定反对啊！纪根云问：你个人有没有问题这里头？邵淳说：你想啊！纪根云想了想，说：也是，你不可能为了钱，这点我倒相信。这么着吧！反正要“双规”了，明天我赶紧给你买药去！邵淳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失眠等等，第二天，纪根云去药店买了很多药，为了减少体积，把包装盒都拆掉了，还给他准备了毛巾、牙刷、换洗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包。纪根云对邵淳说：我相信你没什么事，“双规”你，也得把你放出来。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这么对待我，这么大的事，你在家里不说，我还有什么位置！邵淳只能向夫人道歉，然后提着满满当当的大包上班去了。12月3日，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这个调查组要比前一个调查组的规格高，人员也比前一个多。中央金融工委组织部部长邓××、中央金融纪工委副书记车××等人找邵淳谈话，宣布：即日起，邵淳停职接受组织调查。邵淳说：你们来，我能理解，调查组升格了，据说中央很重视，你们就严格检查吧！我一定积极配合。但是我有两个要求，不知能不能说？邓××说：你说吧！邵淳说：第一，华夏证券公司是个好公司，你们调查的时候，一定注意工作方法，别弄得动静挺大，让外界以为公司怎么着了，别把公司查垮了；第二，“瓦良格”项目后期的操作，希望你们调查组接手，因为这个船很重要，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战略资源。你们来了，我们所有人被调查，我肯定不能继续操作了，现在这个船还在乌克兰，我们原来和乌克兰谈了一个方案，现在不能兑现了，需要你们接过去，把它拖回来。邓××说：这个我们不管。邵淳说：那你们不管谁管？我还继续管么？邓××说：你当然不能管！邵淳问：你为什么不能接呢？邓××说：我们没这个任务，这是领导定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查你！邵淳说：那你回去把我的意见报告给领导，这个船不能扔在那，这要出了问题，谁负责任哪？今天以前，这个船如果有问题，我负责。今天开始我不能管了，你们又不管，那出了问题怎么办？邓××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那天谈完话，调查组也没说要“双规”的事。邵淳很奇怪，就问：那我就回家了？邓××说：回吧！邵淳回到办公室，把装满药品和换洗衣服的提包又拎回家了。纪根云见丈夫没有被“双规”，很奇怪：哎哟！回来了！邵淳笑道：人家没说“双规”。后来邵淳听说，本来是要“双规”他的，在调查组临来之前才改变决定。在一次会上，前期参加调查邵淳的一个人反映说：根据我们这一年对邵淳的调查情况看，这个干部自律还是比较严的，没发现他有个人经济问题，如果进门就“双规”，理由不充分。现在这个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不清楚。领导生气地说：你们查了一年，这么大个船，居然没查出来！调查组成员说：这个船是华夏证券子公司的业务，不在我们调查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意见，先停他的职，发现问题，立即“双规”。领导说：那也行。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去办吧！如果不是这位调查组成员提出不同意见，邵淳可能就真被“双规”了。邵淳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上层对航母的态度，尽管工业和科研部门还在对航母项目进行预研，而在中央和军队，已经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据邵淳回忆，当时调查组副组长车××找他谈话时说：你一直是个业务干部，怎么参与政治问题了呢？邵淳感到莫名其妙：我怎么参与政治了？航母和政治什么关系？是对国家不好还是怎么？和政治什么关系啊？车××问邵淳：是不是海军副司令贺鹏飞叫你出的钱？邵淳说：我们就吃过一顿饭，是我请他，因为我听说他上过“瓦良格”号，我就问他“瓦良格”上面的技术状况怎么样，这个船能不能用，还能不能接着续建。我就问这个。这个时候，邵淳就不想把贺鹏飞扯进来了。原来的“国家行为”，现在变成了“个人行为”，这样一个天大的事情，要由邵淳自己来扛，他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但事已至此，他只有硬着头皮来扛了。证监会高层领导亲临华夏证券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华夏证券的严重违规“最近又有新的发展”，邵淳停职接受调查，同时宣布公司处于临时整顿状态，由赵大建、程炳仁、林义相、冯征四人组成公司“临时领导小组”，赵大建任组长，全面负责华夏证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当时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涉及金融的问题很敏感，据说国务院领导闻知此事，大怒：“一个证券公司，买什么航空母舰？他肯定个人有好处，10%这是国际惯例啊！”然后就派了一个“六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当时领导人还在一份报告上写下了振聋发聩的16字批示：胆大妄为，严肃查处，以正国法，以儆效尤。邵淳本来属于北京市的市管干部，因为“案情重大”，中纪委、监察部的领导亲自挂帅当组长，可见上层对邵淳一案是非常重视的。联合调查组用了半年时间，对华夏证券进行了彻查，发现“瓦良格”这个项目的账目很清楚，除了被徐增平挪用的经费和项目运作经费外，其他所有的钱都汇到乌克兰去了，邵淳并没有拿“好处费”，一分钱没有拿。这个结果让调查组成员很意外，估计也让上级领导很意外。多亏了那位调查组成员有先见之明，没有对邵淳“双规”，不然真的不好收场了。很多人不理解邵淳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一切向钱看”社会风气下，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你不为了捞钱，你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你有病啊！调查组副组长车××曾找邵淳谈话，问他：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邵淳说：因为对国家有好处啊！车××说：这事该你办么？邵淳说：是不该我办，该国家办，可找到我头上了，怎么办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他们让我帮帮忙，我也可以帮，就帮了。而且航空母舰这个东西，用贺鹏飞的话说，这次是中国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人卖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他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我连自己都不会原谅。我是被贺鹏飞感动了。其实，他不仅仅是被贺鹏飞所感动，他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怀。甲午海战博物馆的印象和“印尼排华事件”在他心底掀起的波澜，使他成了一个“海军迷”、“航母迷”。为写此书，我在网上查找邵淳的有关资料，在一个人的博客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今年（2012年）4月参加一个会议，与邵淳当年一位老部下、现在打理华夏资产的熟人，谈起华夏购买航母的事。他说：“邵总那时候都成航母专家了，什么内部结构、动力系统、飞行系统、反潜系统，弹射起飞，门儿清。”



当时邵淳已不年轻，如果不是内心涌动着一种激情，仅凭别人的一席话就被感动，做出如此“胆大妄为”的事来，其行为依据是不充分的。在邵淳被停职以后，华夏证券公司派出“四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程炳仁负责“瓦良格”项目。说是程炳仁负责，其实他也没有能力继续推动项目往前走，只是找张勇等人了解一些有关“瓦良格”的情况而已。联合调查组经过半年的内查外调，没有查出邵淳从“瓦良格”项目中获取任何私利，就撤出了，没有宣布任何调查结果，也没有向邵淳宣布任何处分决定。过了很久也没有人再来找他。邵淳购买航母案，成了一个悬案。联合调查组曾说，邵淳参与“瓦良格”项目，存在“违规操作”问题，对此，邵淳有不同看法。他说：“规”是为了某一种、某一类事情定的规矩，比如金融、交通都有行业法规，但是买航母是国家的事情，它要高于行业规章。衡量它对不对，就要看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不能用行业规章去否定国家的利益。就像不能用行业法规去否定国家宪法一样。它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再比如古代“信陵君窃虎符救赵”的故事，谁是谁非？就看是站在什么角度上看问题了。回头再说邵淳在“瓦良格”项目上的“违规”。不管怎么说，航母是个极特殊的情况，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故事。如果没有邵淳的“违规”，中国就没有“辽宁舰”了。孰是孰非，让历史去评判吧！





五

和邵淳一起被停职的，还有吴宇。1999年12月16日上午，吴宇正在去天津的路上，突然接到联合调查组古树林处长打来的电话。古树林问：“小吴，你在哪里？”吴宇说：“在去天津的高速公路上。”古树林又问：“什么时候回来？”吴宇说：“如果有急事，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古树林说：“有个会，想请你参加。下午两点吧！在总公司会议室。路上小心点。”吴宇让司机掉头往回开。回到家，吃过饭，慢慢悠悠去了总公司。联合调查组12月3日进驻华夏证券公司，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关于“瓦良格”项目的调查一直没有进展。吴宇想，这次让他到总公司去，肯定还是“瓦良格”的事情。下午两点，吴宇来到总公司的会议室，推门一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就靠在会议室的沙发上准备休息一会儿，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就呼呼啦啦进来七八个人。吴宇连忙站了起来，为首的一位年长的领导见到吴宇，愣了一下。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小吴。古树林说：岁数不大呀！吴宇当时31岁。领导问：你是吴宇同志？吴宇说：是我。领导和他握握手，也没坐下，站在那里对吴宇说：你也都知道了吧？吴宇说：我知道了。是不是“双规”？领导说：你知道什么叫“双规”？吴宇说：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接受组织调查。领导说：别的就不说了，需要跟家里说一声么？吴宇说：不用。到时可以打电话么？领导说：可以打电话，不过要经组织批准。还要跟你强调一下，未经批准，不得与第三方交流。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伸出手来对吴宇说：手机。吴宇当时有两个手机，都交上去了。领导对吴宇说：小吴，七八天，配合调查调查。然后调查组的人就把吴宇带走了。上电梯的时候，正好吴宇的师傅刘素红走出电梯，刘素红一看那阵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故意和吴宇开玩笑说：“好好交代啊！”吴宇被带到渔阳饭店，住进一个套间，他住里间，看守人员住外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关灯，床脚的位置，一个墙角坐一个人。卫生间的门也被卸掉了，卧室和卫生间里都装有摄像头，据说这都是为了当事人的安全。晚上，经过调查组的允许，吴宇给妻子严丽打了一个电话。事先他预感到调查组要找他作为调查邵淳的突破口，就跟妻子编了几句暗语，比如说“出个差”，就是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了。他在电话里对妻子说：“我要出个差。”严丽一听就明白了，对他说：“多保重。”吴宇知道自己没事，君子坦荡荡，晚上倒头就睡，呼噜打得山响，在外屋休息的警卫却睡不着了。邵淳听说把吴宇“双规”了，很生气，马上带着秘书王中去找调查组交涉，他说：本来你们是来查我，“规”他不就是找突破口么？那你“规”我算了！我是决策人，他就是跑跑腿儿。调查组没有理他。吴宇一共被“双规”136天，最后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问题。调查组解释说，对他不是“双规”，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进行“保护居住”。这段故事我将在后面具体介绍。吴巍和张勇作为“瓦良格”项目的参与者，也被调查组找去谈话。当时吴宇已经被“双规”，调查组找吴巍谈话的时候，吴巍说：吴宇被“双规”了，我是不是也得准备准备？调查组说：你不是我们“双规”的对象，你不是党员。等调查组说明找他的原因，吴巍说：这个案子，你们不了解情况。调查组说：这个案子是上面领导批的。吴巍说：领导批的不一定对，因为领导也不了解情况。我全力配合你们，希望你们尽快查清。调查组说：我们也希望如此。吴巍说：我认为，你们好像是说我给邵淳送钱了，好像是说我们没买航母，这是一个诈骗案。实际情况是，我们真买了航母，不是诈骗；我们还给国家弄来了80%的股份，你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股份的重要性。这80%的股份是我主谈的，也应算一份功劳吧？我不喜欢给人送钱，再说邵淳有的是钱，好几百亿资产的大公司老板，小钱恐怕也看不上。”后来吴巍和调查组的人员一起查账，他对调查组负责查账的人说：你们必须加班。一位来自国家审计署的工作人员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我们查这么多账，没有谁叫我们加班的。吴巍说：航母是我们给国家买的，至于国家要不要，是另一回事。钱已经出去了，你早查一天，早结束一天，航母早拖回来一天，可以省很多钱，也可以让中央尽快拿主意。你明白了吧？吴巍给调查组写了很多材料，调查组很满意，一位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对他说：吴总写的材料，我们都能核实。意思是说吴巍写的材料有根有据。张勇也被调查组找去谈话，地点是在华夏证券公司专门为调查组提供的办公室里。调查组副组长车××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如实说出“瓦良格”项目的问题。并“启发式”地对他进行引导。张勇有些不快地对车××说：我是香港人，我只是以民间的形式参与这个项目，你问我北京的那么多事，我怎么会了解？车××对他毫无办法。高增厦虽然已经退出了东方汇中公司，因为他曾经是“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组长，调查组也找他了解情况。由于他的身份在那里，调查组对他比较客气，甚至还请他吃了一顿饭。据高增厦介绍，中纪委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军纪委书记周子玉原来和他是一个部队的，他们很熟，周子玉知道他参与了买航母的事情，还保护过他。高增厦说：和调查组谈过话之后，我就不再管“瓦良格”的事了。

六

在香港报纸报道《华夏三要员突遭撤职》这一天，1999年12月9日，香港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张勇签字汇给徐增平的香港创律公司3,108,000元港币（40万美元），用以收购徐增平4%的澳门创律公司股权。

这次收购股权是怎么回事呢？

12月初的一天，徐增平来找张勇，要借40万美元。由于徐增平的信誉太差，张勇实在是不敢再借给他了，而刘兴元则打电话对张勇说：老徐有困难，你借给他吧！

张勇担心从他手里借出去的钱，将来要不回来不好交代，便想出一个主意：继续从徐增平手里收购股份。尽管“瓦良格”是个希望渺茫的项目，如果拖不回来，澳门创律的股权将一文不值，但是拿着股权毕竟比什么都没有强，一旦“瓦良格”回来了，股权就是钱。

张勇对刘兴元说：老徐以前借了很多钱都没有还，要不然就让他出让澳门创律的股份吧！

刘兴元说：也好。我负责跟他签个协议，你就不用管了。

过了两天，徐增平拿着一份协议来找张勇取钱。协议全文如下：



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徐增平先生（CHENG ZHEN SHU）

乙方：刘兴元先生

丙方：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2月6日董事会协议（原文如此），经三方协商同意，将甲方所持有“瓦良格”号船20%股份，其中4%转让给乙方，作价贰佰肆拾万美元，乙方同意受让，贰佰万美元乙方受甲方委托已支付大德公司，此款已收妥。余下肆拾万美元另行结算。

三方一致同意以上转股事宜。本协议一共六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徐增平先生（签字）

乙方：刘兴元先生（签字）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

丙方：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戴岳签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

这份协议问题很多：一是行文不规范，除了文不从字不顺，关于股权的表述也不准确，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将甲方持有的澳门创律公司20%股份其中的4%转让给乙方”；二是格式不规范，根据签名来看，乙方和丙方是一家，不知为什么要分开；三是借贷关系不清楚，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用240万美元购买徐增平持有4%股权，怎么让华夏证券全资子公司、张勇主持的香港达程有限公司出40万美元呢？即便是邵淳委托汇中公司操作“瓦良格”项目，那也应该由出钱的香港达程公司来签协议，不应由汇中公司来签协议啊！协议说，乙方（刘兴元）受甲方（徐增平）委托，已将200万美元支付大德公司，我认为不可信，因为当时汇中公司根本没有钱，否则东方汇中公司也不可能随后就用“瓦良格”做抵押去融资了－－这是后话。再说2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让捉襟见肘的汇中公司拿出200万美元去替华夏证券公司买股份，可能么？后来经邵淳证实，这份协议根本不具有法律效益。但是当时刘兴元和戴岳是汇中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既然刘兴元和戴岳都同意了，张勇也不好再说什么，就于12月9日把钱汇到了徐增平的账户上。为了证明这笔钱的去向，张勇一直保留着有关单据。从以往刘兴元对徐增平的态度，张勇感觉，他们二人的关系不一般。钱不是刘兴元的，他没有任何压力，拿着华夏证券的钱做“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只是这个4%股份最后并没有落实，从张勇这里出去的40万美元也“泥牛入海”了。不过在“瓦良格”项目中，这都是小钱，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这笔钱的操作过程中，徐增平真是煞费苦心，不妨看作是徐增平和刘兴元表演的“双簧”。　　后来我在采访戴岳时，曾向他提起这4%股份的事，他说是刘兴元搞的，最后那个协议也没有拿到东方汇中公司归档，自然也就没有移交给国家了。那40万美金不知最后落入了谁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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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



四

国务院的这个决定，让邵淳一直悬着的心落下来了。他坚信，只要国家接手，这个船就有拖回来的希望了。4月1日，邵淳得到消息，公安机关将于4月2日抓捕戴岳、刘兴元、刘继等人。他于当日晚紧急约见高增厦和王广平，向他们通报了国家要抓捕戴岳等人的信息，并要求他们一定要保密。邵淳之所以要向高增厦和王广平通报此事，因为他们是“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成员，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应该让他们知道。第一个被抓的是刘继律师。4月2日凌晨2点左右，刘继正在睡觉，忽然传来敲门声。这么晚了，什么人？门外回答：“北京市公安局的。”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七八个人。一个领头的说：是刘继律师吧？有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刘继被带到一个宾馆，被监视居住了10天。在此期间，刘继被询问了一些问题：到乌克兰是怎么回事？“瓦良格”项目是怎么参与的？其中做了什么事情？等等。刘继反复向办案人员“交代”经过，最后办案人员把在乌克兰交船时交付的全套文件拿来让他确认，因为这些文件当时都是过他手的。据刘继回忆，办案人员对他挺客气，应他要求，每天让他喝点小酒，但是不准他离开房间。第二批被抓的是戴岳、王毅民、刘兴元。4月2日是个周日，戴岳和王毅民本来应该休息，因为公司有事，他们准备去公司加班。早晨8点多钟，戴岳开了一辆“大宇”牌汽车，王毅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汽车刚从他们居住的解放军后勤学院大院出来，就有两辆挂有“京O”号牌的轿车呼啸而上，一前一后把“大宇”加在中间。戴岳说：怎么回事？下去看看。他们刚下车，就被几个黑衣大汉围住了。“别动，我们是警察！”接着手就上来了，非常专业地从他们腋下到脚腕迅速搜了一遍。王毅民后来得知，事先有人告诉他们，这两个人都当过兵，身上可能带着家伙。警察搜完身，接着把他们二人分别带上前后两辆“京O”汽车，一个警察开着戴岳的“大宇”，三辆车沿着复兴路向东，朝着长安街的方向飞驰而去。王毅民坐的那辆车的后座上，堆了好几件棉大衣，估计警察这一夜都是在车上睡的。想想警察这个职业也挺辛苦。一定是因为戴岳和王毅民住在部队大院里，警察不便到部队大院里抓人，只能在外守株待兔。否则他俩就会像刘继那样，半夜就被带走了。王毅民坐的那辆车上有三名警察，前座两名，后座一名。王毅民问身边的警察：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警察黑着脸说：别说话！王毅民闹了个没趣，便不再说话。随他们去吧！汽车最后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一个小胡同的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前停下。王毅民从车上下来，看见戴岳，就走过去对他说：怎么回事啊，老戴？还没等戴岳回答，立刻有一名警察对王毅民说：不准说话。分开！警察大约是怕他们“串供”。他们被两拨警察分别带走了。王毅民被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两名警察都对他挺客气，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开始问话。闲聊中，王毅民了解到，那个负责询问他的警察原来曾在北京军区服役。警察问王毅民：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船卖给台湾？王毅民说：怎么可能？你想啊，你也是当兵的出身，咱当兵的这点觉悟和常识还是有的，怎么可能把船卖给台湾？”下午，警察又把王毅民和戴岳拉到刘继所在的那家招待所。其间，警察从戴岳处要来东方汇中公司的钥匙，让王毅民到公司去拿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在去公司的路上，王毅民问警察：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弄起来不让回家？警察说：这是上面交代的。到了公司，王毅民将有关文件交给警察，警察看了说：人家挺正规的嘛！看完材料，警察对王毅民的态度完全变了，用抱歉的口吻说：哥们儿，这是御案。请理解。王毅民自嘲道：不是有人说么？没有坐过监狱的男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我也正好体验一下生活。警察接着说：不过御案也有错的。此后警察再没有为难他们。王毅民在那里闲着无事，完整地看完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笑道：平时哪有时间看电视剧啊！4月12日，戴岳和王毅民被放了出来。后来得知，刘兴元也被关在那里。也是同一天被释放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戴岳才知道他们被抓，是因为邵淳给中央高层写了一封举报信。为此戴岳一直对邵淳耿耿于怀。戴岳认为：这个事情是假的，本来咱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是哥们儿，如果互相通个气，马上就会把事情搞清楚，何必搞得这么神神秘秘，惊天动地？戴岳甚至认为，这是邵淳为了拿回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及“瓦良格”航母的所有权而与王××共同设的一个“局”。这是戴岳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我将戴岳的这个说法向邵淳求证，邵淳非常认真地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事情，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情。不要说是朋友，哥们儿，就是夫妻，也不能私下通气啊！对此，我倒是可以理解邵淳。当时邵淳正处于停职调查期间，并且被调查组认定他“参与政治”，如果“瓦良格”再与台湾扯上关系，那真的成为“政治事件”了。邵淳当初热心支持贺鹏飞要把“瓦良格”买回来，是为了国家，为了海军，如今有人要把“瓦良格”抵押给台湾公司，有悖他的初衷，这是决不能允许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邵淳才有了“冒死上谏”的行动。至于说邵淳与王××设“局”一事，邵淳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王××。戴岳在接受采访时曾对笔者说：老邵弄的这个事儿让我挺生气的。不过时过多年以后，戴岳心中的郁闷，也渐渐释然了。戴岳的家人曾对他说：要没有这事儿，航母真砸在东方汇中手里了。戴岳也这么想：不管怎样，能把航母交到国家手里，最后搞成了“辽宁舰”，这个结果挺好的。阴差阳错，办成了一件好事！“台湾公司事件”，真的是一场乌龙？这里面有太多的疑问。在没有把真相搞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不同的说法都写出来，立此存照。






五

2000年3月7日，张勇接待完台湾商人之后，就去武汉了。他并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勇的家在武汉，一直没有迁港，一有时间他就会飞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2000年3月25日，张勇接到吴巍的电话：张总，你在哪里？张勇说：我在武汉。吴巍说：我来看看你，有点急事。当天下午，吴巍来到武汉，见到张勇就开门见山地说：邵总让我跟你联络一下，明天到深圳开个紧急会议。他已经直接飞到深圳了。张勇问：什么事那么急啊？吴巍说：是关于台湾商人要买航母的事。张勇说：那也不用你专门跑来武汉一趟啊！你告诉我去深圳开会就行了……吴巍说：邵总不了解你对台湾公司这件事的态度，担心你不去深圳。张勇说：我的态度很明确，当初我就对刘兴元说过，台湾人参与航母的事情不合适。第二天（3月26日）上午，张勇和吴巍从武汉飞到深圳，在深圳景轩酒店与邵淳见面。此时邵淳等人的一切行动，都在调查组的监控之下。邵淳知道，张勇不知道。邵淳也不能和他说。邵淳告诉张勇：我想了解一下你和台湾公司接触的情况，另外就是讨论移交‘瓦良格’项目的事情。国家已经决定将“瓦良格”项目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下一步，我们要积极配合中船重工的工作。邵淳主持召开了澳门创律公司紧急董事会，说是董事会会议，其实只有邵淳、张勇、吴巍三位董事参加。自从1998年10月10日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之后，公司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泰信达公司的李×已被开除，香港创律公司方面的徐增平、庄立祥等五位董事，也因所持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减少而出局。会上，邵淳详细询问了张勇接待台湾商人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细节都问到了。张勇说：他们不像是正常的商人，更像是混吃混喝的。邵淳说：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现在有关部门已经截获了台湾公司涉足“瓦良格”号航母的情报，对方把2亿美元的支票都开出来了。我看到复印件了。张勇说：邵总，能给我看看么？邵淳说：这种东西不能带在身上。邵淳没说情报来源，张勇也不便多问。邵淳这次在深圳待了好几天，正式开会不到两天，其他时间用邵淳的话说，就是让张勇和吴巍他们好好休息一下，他说：你们前期太忙，太紧张了。邵淳也想利用这个安静的环境清理一下思想。自从1998年10月被调查，到1999年12月被停职，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邵淳除了应付调查组的询问，还要关心“瓦良格”项目的进展情况。一开始，他自己有“航母情结”，加上被贺鹏飞的一番话所感动，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这个项目，绝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复杂，问题这么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组织行为，只是军方的几个高级将领策划的一个项目而已。他也没想到徐增平会利用这个平台为个人谋取私利，把正事给耽误了。华夏证券公司支付了超出原标的一倍的资金，也没能把“瓦良格”拖回来，至今航母还停靠在黑海造船厂的码头上，给他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他对“瓦良格”这个项目爱恨交加。他不否认，“瓦良格”是个好项目，不管徐增平出于什么目的，是徐增平启动了这个项目。邵淳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佛”，有一个“魔”。有的时候，“佛”占主导地位，就会有正义感，有爱国心，干好事；但是如果一大堆钱来了，可能那个沉睡的“魔”就苏醒了，占了主导地位，总想我怎么弄一点钱装自己兜里。徐增平、李×等人，实际上都有这个过程。他不怪他们，要怪只能怪自己太感情用事，太想为国家做贡献。接着他又想，既然你想要做贡献，那么，由此而来的那些磨难，就只能算是做贡献的代价了。这样一想，他心情就好了许多，对下一步该怎么走，头绪也清楚了。他还记得，1998年9月，徐增平和庄立祥第二次来找他，要求再借6000万人民币的时候，徐增平曾对他说：邵总，知道你不缺钱，就不说钱的事了。我可以通过关系给你办一个单程签证。将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就可以走。被他当场回绝：我出不了什么事情。特别是这个船，本身是好事，有什么必要？当时因为事情多，邵淳对徐增平的这番话也没细琢磨，现在回想起来，徐增平是想给他提供一条后路。邵淳心中有“佛”，自然也就不会想到“魔”的后路。2000年3月27日，邵淳召集张勇、吴巍在深圳景轩酒店2710室召开的特别会议结束，邵淳让秘书王中整理了一份《特别会议纪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勇先生和吴巍先生表态，不计较个人得失，继续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权益人华夏公司的安排，配合华夏公司尽快理顺法律关系，保全资产，将船安全拖回。　　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在“瓦良格”号航母项目运作上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并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做斗争，使航母项目恢复到初始运作的目的上来，并严格保密，避免出现不利影响。

邵淳组织召开的这次深圳特别董事会，为日后的“瓦良格”项目移交和澳门创律公司的资产分割打下了良好基础。张勇和吴巍的态度，也为日后国家顺利接收“瓦良格”号航母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

由于“台湾公司”的介入，“瓦良格”项目一下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国家领导人的过问，使这个一直由民间操作的商业项目，终于变成了国家行为。从1998年3月徐增平拍得“瓦良格”购买权时算起，到2000年3月，这个像蜗牛一样缓慢行进的项目，这时开始驶入了“快车道”。不过张勇一直认为，所谓“台湾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之说，比较勉强。2015年5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采访邵淳时，张勇陪同采访。邵淳说起王××给他提供情报的事，张勇马上插话说：“邵总，王××这个人我认识，他请我吃过两次饭。”据张勇回忆，大约在1999年七八月间，王××给张勇打电话，自报家门，说他是王××，要请张勇吃饭。张勇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见面就知道了。王××约张勇在东郊民巷的首都饭店吃饭。一共在那里吃过两次饭，第一次主要是认识一下，没有谈实质性问题；第二次王××就提出了想参加“瓦良格”项目的要求，希望张勇给他介绍点事做做。张勇婉言推辞道：我只是帮助华夏证券公司干点具体事，其他事情做不了主。我在胡乱猜想：会不会因为王××想参与这件事，给邵淳设了一个局，借机把事情搞大，把别人挤出去？我在采访戴岳时，曾说起王××找过张勇的事，戴岳说：王××要插足，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我不知道王××为什么舍近求远，不找熟悉的戴岳，却找不熟悉的张勇。后来我专门与张勇讨论“台湾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的可能性，张勇认为，两亿美元不是个小数字，在没签协议的情况下，可以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把银行本票开出来了，这是违反常规的，一般来说不大可能。听他的意思，如果有这张银行本票，也是伪造的。我问张勇：“到乌克兰找评估公司是你去签的协议，刘兴元和戴岳都没去，他们怎么知道评估报告3月18日出来？”张勇说：“王××和杨秋实是亲戚关系。帮助联系评估公司的萨沙是杨秋实介绍的。也可能王××通过杨秋实去问萨沙，萨沙去问的评估公司。”张勇一直认为，东方汇中公司与“台湾公司”接触的行为不妥，但台湾方面出来的是几个混吃混喝的小人物，连公司都是皮包性质，不可能把事情搞得这样大，两亿美元的买卖，不是一个小小的“皮包公司”可以操作的。后来我对张勇说：也许是邵淳被王×ד忽悠”了，邵淳又把国家领导人给“忽悠”了。张勇对我的这个见解表示认同。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台湾商人的介入，对整个“瓦良格”项目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王××的这个“情报”，就没有邵淳的“冒死上谏”，就不会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已经“山穷水尽”的“瓦良格”项目就不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对此，邵淳、高增厦、吴宇、张勇、戴岳等人都基本认同。在国家利益面前，最大公约数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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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移交国家

一

就在“瓦良格”项目由“民间商业行为”变成“国家行为”的时候，德国评估公司对“瓦良格”所做的评估报告也出来了，3月下旬，乌克兰马什公司的萨沙将评估报告寄到香港达程有限公司，张勇按照协议，把余下的30多万美元评估费汇往乌克兰。

评估报告是按照国际惯例编写的，厚厚的一大本，装订很精致。根据评估公司的严格评估，“瓦良格”当时的价值是2.8亿美金。

邵淳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对张勇说：你为公司立功了！华夏证券公司为“瓦良格”支付的经费，一共3.6亿多人民币，约合4400万美元（包括被徐增平挪用的1800万美元）。也就是说，船还没拖回来，身价就已经升值约两亿多美元。虽然将其拖回来还要花钱，但是回来以后，可能还会升值。2000年4月2日，张勇在深圳接到北京华夏证券公司负责人程炳仁的通知，要求他立即办理“瓦良格”号航母的船籍证。船籍证是轮船在公海上航行必须携带的证件，由国际权威海事机构办理。去年10月下旬，张勇、戴岳和刘继从乌克兰回国以后，张勇即按照戴岳的吩咐，开始着手办理船籍证事宜。按照国际惯例，船籍证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注册，比如，香港某海运公司的船只，可以在巴拿马注册，也可以在希腊注册。张勇选择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这是一个由几个小岛组成的北美洲国家，地处加勒比海，国土面积只有389平方公里，首都设在金斯敦。由于该国的船务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般国际上的特殊船只都在该国注册船籍证。为了使“瓦良格”能平安顺利归航，张勇在该国注册船籍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99年11月12日，“瓦良格”船籍证注册完毕，船主为香港汇中发展有限公司。现在要由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进行运作，就必须把船籍证的船主变更为澳门创律公司。此事只能由具有香港身份的张勇办理。张勇在深圳的事情还没结束，暂时无法离开，而北京又催得很急，为了加快办证时间，张勇让公司人员把“瓦良格”有关文件送到深圳，又把香港“S.V.G云洋海事”的陈主任请到深圳，双方在深圳办理船籍证的相关手续。2000年4月5日，张勇又接到程炳仁通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将全部有关“瓦良格”项目的文件和印章送交北京。张勇立即从深圳赶回香港，整理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然后带着文件和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赶往北京。为此，华夏证券公司相关人员程炳仁、夏志良、邵淳、郝君还专门签署了一份《关于“瓦良格”文件调用和印章的调用》文件。夏志良和郝君当时是联合调查组成员。2000年4月8日，北京市举行了一个“瓦良格”项目文件交接仪式，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平涛、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工胡基政以及华夏证券的有关人员参加。程炳仁代表华夏证券公司将澳门创律公司所有与“瓦良格”相关的文件，包括购买合同、公司印章等，全部移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黄平涛代表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签收。张勇没有参加正式的文件交接仪式，不过心里还是非常欣慰：“瓦良格”的全部资料都是从我手里交出去的，等于把“瓦良格”交给国家了。自己忙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个人没有获得什么经济效益，但是帮助国家把这个海军曾经想买却没有买成的航母买回来了，这也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贡献吧！交出“瓦良格”文件之后，张勇得到来自香港“S.V.G云洋海事”的消息：船籍证办好了。张勇拿到船籍证后，亲自把它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工兼军工局局长胡基政。胡基政告诉他，在香港打电话要注意别被人窃听，发传真不能明发，通话必须先约定时间。程炳仁也向张勇交代说：你不要叫别人参与这个事，你和国防科工委保持“单线联系”。以后我们也不问了，没有什么事，就不用来华夏汇报了。该跟我汇报的，你来北京我给你安排酒店住下来，管吃管住。张勇说：我已经把有关‘瓦良格’的文件资料都交出去了，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事情找我了。其实，有关“瓦良格”的事情还很多，不像张勇想象的那么简单。2000年5月14日晚，张勇接到通知，让他尽快赶到澳门某某大律师楼去，有重要文件要办。15日一大早，他就从香港乘坐飞翼艇赶到澳门，见到从北京来的一个叫罗××的人，对方自称是华夏证券公司总裁助理。罗××告诉张勇，马上以“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给胡基政和牟安成两位先生做一份法律大授权书”。张勇此前只是听说过罗××，在吴宇被“双规”以后，华夏证券公司曾通知他，由罗××出任香港达程投资公司董事长，但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张勇给胡基政打电话核实此事，得到确认后，他便在澳门的律师楼办理了一份《授权书》：

签署人声明如下：现透过本公证文件，代表公司委托胡基政先生及牟安成先生作为公司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负责办理与“瓦良格”号船有关的全部事宜。授权人：罗××、张勇（签名）公证员：赵鲁（签名）为何大授权书要张勇去办，并要他签字？因为他一直是澳门创律公司80%大股东华夏证券公司的代表，律师文件说他“有资格和足够的权力代表公司做出此行为”。张勇办完这件事，感到很兴奋，甚至有些自豪：把“瓦良格”交给国家的授权书是我办的！是我代表澳门创律公司授的权！








二

　　华夏证券公司把“瓦良格”项目交给国家以后，一晃就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又发生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我将在本书的“下部”详细介绍。

2002年2月20日，“瓦良格”拖带船队进入中国领海。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局副局长牟安成给邵淳打电话，预计“瓦良格”在月底之前到达大连港，邀请邵淳到大连去看“瓦良格”。邵淳非常高兴，带着夫人和秘书从北京开车去大连。

2月28日，“瓦良格”到达大连港外锚区，由于天气的原因，不能进港。邵淳每天让司机开车到海边去看海，海上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历经磨难的“瓦良格”，终于拖回来了，却迟迟不肯撩开神秘的面纱。

3月3日早晨，天终于晴了，邵淳一大早就赶到大连港码头。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派了一个摄影师，来给“瓦良格”拍录像，大连造船厂给摄影师派了一条拖船，邵淳就跟着这条拖船，来到大连港外的三山岛锚地。远远地看到“瓦良格”的身影，邵淳的心里便开始翻腾。从1998年7月初次接触“瓦良格”项目至今，魂牵梦萦将近四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它的真面目。自从他被徐增平拉上了“瓦良格”这艘战船，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是操心、牵挂，与徐增平周旋，直至最后获得航母的80%股权；接着是被停职、被审查、被边缘化。现在“瓦良格”终于回来了，终于可以为他的“侠肝义胆”之举正名了，这怎能让邵淳不激动呢？

拖船在急速前进，距离航母渐渐地近了，航母的体积也在邵淳的眼中渐渐地变大，最后整个挡住了邵淳的视野。

巨大的“瓦良格”就像一座山似的耸立在邵淳面前。拖船围着锈迹斑斑的航母转了好几圈儿。看着这个远道而来的庞然大物，邵淳心中感慨万千。他在“瓦良格”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情感，也因此受尽了磨难。现在，邵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虽然暂时还不知道它将来能干什么用，但它毕竟回来了，有了这个大家伙，起码华夏证券公司为之投入的资金就不会“打水漂”了。就是卖废钢铁也不至于亏本儿啊！更何况它还有四台主机，那四台主机就值8000万美元呢！这时，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豪气：我邵淳这一辈子，能与这么一个大家伙产生交集，也是一种独特的不可多得的人生经历啊！一条船拉来很多人，是海关、边防、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费力地从航母的尾部用软梯往上爬。有人问邵淳：要不要上船去看看？邵淳说：那么老高，我可爬不上去。于是错过了一次上船看看的机会。

中午，历经坎坷的“瓦良格”号航母终于靠上大连港码头，邵淳本来想登船看看，但是大连港的海关、边防、检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登船检验，负责管理该船的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士源忙得焦头烂额，暂时谢绝其他人参观，他只好退避三舍，准备以后再找机会，但是后来就一直没有再去了。











在大连等待“瓦良格”归来的一周时间里，邵淳了解到，大连造船厂和大连市为迎接“瓦良格”的到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意识到，这条船，交给“国家队”操作是最好的结局，如果是公司操作，别说开不回来，就是开回来了，连个停靠的地方都没有。徐增平原来说要停靠在澳门港，那就更不可能了，澳门港的水深只有6米，而“瓦良格”的吃水是10米，除非专门给它另挖一条航道。这些都不是一个小公司可以做到的啊！

“瓦良格”虽然拖回来了，并且已经交给了国家，按说不会再有邵淳什么事了，但是在国家准备收购“瓦良格”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波折。

原来，邵淳被撤职以后，华夏证券公司在赵大建的领导下，不断出现经营失误，公司形势每况愈下，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2001年5月，周济普接替赵大建出任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不久，“瓦良格”被“国家队”拖回来了，周济普在清理隆泰源公司的账目时，趁机把一大批与“瓦良格”项目无关的票据都装了进去。

为“瓦良格”项目算账，一共搞了两次，第一次是2002年，“瓦良格”刚刚拖回来不久。北京市“瓦良格”项目处置领导小组想了解一下该项目的支出情况；第二次是2004年初，国家准备收购“瓦良格”的时候。

2002年春，北京市“瓦良格”项目处置领导小组收到华夏证券公司送来的账目，没有人说得清楚那些账目是怎么回事，怎么办？有人提出，请邵淳和吴宇“出山”。“解铃还需系铃人”嘛！

华夏证券公司（隆泰源公司）在“瓦良格”项目上的投资虽然数额巨大，但是比较简单，很容易梳理清楚。邵淳带领吴宇，把几笔大的款项一拢，就把账目理清了。

但是在2004年春，国家准备收购“瓦良格”的时候，华夏证券公司迟迟拿不出“瓦良格”的账目。国家负责牵头此事的国防科工委对周济普的工作很不满意，建议北京市把周济普换掉。不久，黎晓宏出任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

后来“瓦良格”项目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家评估公司最后出的评估报告是3.6亿人民币。华夏证券公司出了多少钱，就给华夏证券公司补多少钱。

华夏证券公司新任董事长黎晓宏对邵淳说：老邵，上面只能给3.6个亿。

邵淳一听就急了：那不行！凭什么呀？

黎晓宏说：凭××事务所的评估报告啊！

邵淳问：这个事务所是谁聘的？

黎晓宏说：上面指定，咱们掏钱聘的。

邵淳说：既然是华夏证券公司聘的就好办了，建议你把他辞了，不用他了。我们另找一家，找谁都行。

华夏证券公司另找了北京另一家评估公司。第一次见面，是邵淳去和他们谈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们了解“瓦良格”是一条什么样的船。

邵淳说：这个船，德国一家船务公司有一个评估报告，是2.8亿美元，这个评估是客观的。这个船有3万多吨废钢铁，有2700吨钛合金。我3万吨钢铁不算钱，技术含量不算钱，就算2700吨钛合金值多少钱。如果用钛合金做眼镜框，8克是2000元，10克是3000元，2700吨是多少钱？我把废钢铁当拆船费和做眼镜的加工费，2700吨钛合金起码十几个亿。

邵淳的一番话，使在场的人都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邵淳接着说：这些钛合金是从哪里来的呢？船上有8台锅炉，4台主机，还有两个声纳罩，都是钛合金的，加起来就是2700吨。买船的清单上有这些东西，是没有被拆掉的。这种钛合金装备，是美国和法国的航母上都没有的。船上还有一些金、银、铜等金属，就不算了。你们说，这条船值多少钱吧！

邵淳说这些的目的，不是让人家按着他的算法对航母进行评估，人家也不会这么做，他只是想告诉他们，别小看了这条船。

据吴宇介绍，当时的评估方法有三种：一是造一个航母需要多少钱，二是废钢铁值多少钱，三是投资成本是多少，这其中包括：本金＋利息成本＋融资成本＋适当利润（通常是5%）。

评估公司依据第三种方法进行评估，最后的评估结果是8.78亿元人民币。国家采纳了这个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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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不幸功臣

一

香港报纸把徐增平说成是“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实在是夸大了徐增平的“不幸”，其实，徐增平在“瓦良格”项目上得到的，远比他失去的多。这些年来，徐增平得到的金钱起码有几个亿人民币（参见本书附录二：《纠正媒体在“瓦良格”报道中的错误》之六《关于徐增平因为买“瓦良格”倾家荡产问题》）；得到的荣誉也不算少，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只是含金量不够高。外面那层薄薄的包金，稍见风雨就会脱落。

和徐增平的“不幸”比起来，邵淳、吴宇、吴巍、张勇等人才是真正“不幸功臣”。

先说邵淳。

常言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话用在邵淳的身上，也是合适的。

邵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和邵淳没有深交，仅凭几次采访很难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的评价。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大量的旁证。《瓦良格迷局》这本书对邵淳贬多褒少，可以作为参考。为什么呢？往往贬一个人的时候，更能从另一个方面看到这个人的真实面貌。

《瓦良格迷局》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2013年9月9日，我为了写“辽宁舰”，到中船重工原总工兼军工局局长胡基政家中采访。胡基政是中国政府部门与“瓦良格”号航母关系最密切的人员之一（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下部重点介绍）。我看到他书房的桌上有一本《瓦良格迷局》，很感兴趣，就说：回头我也去买一本。

他说：我看完了，你拿走吧！

我拿起来翻了翻，问道：写得怎么样？

胡基政笑笑，没有置评。我想他可能一时不知该怎么说。稍停片刻，他说：写“瓦良格”的内容很少，大部分内容是写华夏证券内部的是是非非。我就看看跟“瓦良格”有关的内容，好像作者不是太了解情况。

随后，胡基政用手点着《瓦良格迷局》说：这本书里说了很多事，都是胡扯！

《瓦良格迷局》有很大的篇幅是写邵淳的，我就该书内容的真实性向邵淳求证时，邵淳告诉我，该书作者并未采访过他，正式出版之前也没给他看过书稿。很难想象，这样的书是怎么炮制出来的。起码说明，那些与邵淳有关“逼真”的描写是“不靠谱”的。《瓦良格迷局》一书中有一节写《邵淳登舰事件》，大概意思是说：2004年的春天，邵淳因为心系大连港湾里的“瓦良格”号航母，一日突发兴致，与几个人一道直奔大连港，迅速靠近锈迹斑斑的“瓦良格”。但是航母停靠的码头有船厂多名守卫警戒，禁止对外人开放，只可远观不可近看。邵淳心底忽然涌起一种冲动，要到舰上亲眼看看。在船厂守卫的严格询问下，邵淳急中生智，说一行数人是华夏证券航母处理小组成员，需要登舰核实几处情况。守卫要求他们办理复杂的登记手续，就特许他们登上了“瓦良格”号。几天之后，某上级领导给周济谱打电话说，已经查实，邵淳带人登上了“瓦良格”号航母，打的旗号是华夏证券航母处理小组。领导批示，一个还在被审查的人竟敢如此嚣张，责成邵淳做出深刻检查，以观后效……我问邵淳是否属实，邵淳的评语是：“胡说八道！”

邵淳自2002年2月下旬应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局副局长牟安成之邀到大连迎接“瓦良格”号航母归来，并于3月3日乘船到海上观看“瓦良格”，之后再未与“瓦良格”有过近距离接触。也不知周济普是怎么编出《邵淳登舰事件》来的。

不过《瓦良格迷局》也不是一无是处，其后记中有一句话我很欣赏：“邵淳犯了一个伟大的错误。”后记解释道：“说错误，是因为违规经营，以致失去控制；说伟大，是因为邵淳、徐增平就此歪打正着地把自己写进了历史。”《瓦良格迷局》中的邵淳，不是被褒奖的对象。从《瓦良格迷局》所写的邵淳来看，邵淳属于“业务能力强、个人野心大、独断专行、大胆妄为”这样一类人。也许这类人注定要干大事，这类人注定要受磨难，这类人注定要遭遇“不幸”。











1999年12月，“联合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公司以后，内查外调6个月，也没有查出邵淳有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对于“违规进行大规模实业投资”无法作出结论，调查组就撤走了，没有给邵淳作任何处理意见，邵淳就被“挂”了起来。没有人给他恢复工作，没有人给他恢复组织生活，甚至没有人给他恢复工资待遇，他每月只有不到3000元的工资。

邵淳在被“晾”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就催问上级纪委，希望尽快下个结论。纪委回话：别着急，等等再说。这一等就是几年。

在此期间，不断有各种信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曾以邵淳“违规操作，为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为名，提出给予邵淳“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建议。但是，中纪委有关部门对这个决定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这个船在乌克兰，暂时回不来，不等于以后回不来啊！如果现在把处分决定发出去了，说邵淳“为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明天船回来了怎么办哪？所以这个“双开”的文件就没发。

2008年，北京市纪委领导找邵淳谈话，想要解决他的问题，但是由于邵淳过于“较真”，他的事情又被挂了起来。　　张勇给我提供了一份邵淳写于2000年4月16日的材料，在材料结尾这样写道：



“苟为利害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愿个人付出一些代价。在“瓦良格”号项目的全过程中，我这一态度贯彻了始终。是非功过，我相信组织和历史会给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由此可见邵淳在“瓦良格”项目上的心迹和胸怀。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向邵大侠致敬！”如此看来，称邵淳为中国“航母大侠”一点也不过分。













就在本书定稿之时，2018年1月12日，北京市纪委约见邵淳，正式通知他，关于“瓦良格”项目一事，已经结案。鉴于他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组织决定，将按照公司董事长的级别，补发这19年来欠发的工资和奖金，将由相关部门给他颁发一个对中国航母做出突出贡献的证书。　　这一次，邵淳没有像2008年那次谈话那样“较真”，毕竟，他已经74岁了，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也罢。










二

和邵淳一起在“瓦良格”项目上受审查的吴宇，甚至比邵淳还“惨”。调查组把被“双规”的吴宇安置在北京渔阳大酒店的一个套间里，开始时他住里间，警卫人员住外间，12个人三班倒。我之所以将“看守人员”称为“警卫人员”，是吴宇自己认为，他在这里实际上是“保护性居住”。办案人员只在一开始来向他问过有关情况，后来就没影儿了。吴宇被“双规”的头一个星期，调查组的人每天找他谈话，了解情况。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买航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动用了“保证金”？你个人从中得了多少好处？邵淳从中得了多少好处？等等。吴宇告诉他们，买航母的钱主要这么几个来路：一笔是隆泰源公司经营房地产和股票的盈利，一笔是中石化公司的借款，一笔是从丰台区农信社借的国债，通过“回购”运作变现。与总公司的“保证金”没有一点关系。这些钱唯一和总公司有关系的就是总公司为隆泰源公司融资做了担保。大部分办案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只有一个姓徐的处长，态度很恶劣，好像在故意挑他发火。

徐处长说，证券公司投资“瓦良格”项目是违规操作，致使国有资产流失。

吴宇说：隆泰源是实业投资公司，投资买航母，是正常的业务范围，我怎么违规了？也没有人规定实业投资不能买航母啊！我是华夏证券公司的人，可我同时还兼着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公司的法人，这个项目的投资主体是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公司，不是华夏证券公司，我违什么规啊？你最好搞清楚情况再来办案！

徐处长说：你这态度，你在这待着吧！

吴宇年轻气盛，接着顶了一句：我待一年也不怕！

徐处长带着人走了，从此他再没有出现过。吴宇一共被“保护居住”了136天，后130天就没有办案人员来找过他。除了要求他不能回家，不能上班，不能自己到处乱走以外，其他的，就跟住疗养院一样，该吃就吃，想喝就喝，看书、下棋、游泳、卡拉ok，随便。136天，他一共看了几十本书。调查组在吴宇身上没有查出实质性的东西，最后只得还他自由。2000年4月30日上午，调查组的古树林处长带了几个人来到渔阳饭店，古树林见到吴宇，对他说：你胖了！吴宇说：休养了136天，能不胖么？古树林说：你写个东西。吴宇问：写什么东西？古树林说：你对这个事儿的认识。吴宇问：这跟调查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么？古树林说：你写吧，你写完我告诉你个好事儿！其实不用他说，吴宇已经知道这个“好事儿”是什么了。“双规”后期，吴宇基本属于半自由状态，可以随便打电话，随便见人，他已对事态有了大概的了解。那时“联合调查组”已经悄悄撤出华夏证券公司，连邵淳都没人找了，还关着他干什么？让他写个东西，无非是让他承认错误，怕他将来“翻案”。吴宇对古树林说：怎么写？我没写过这东西，有没有别人写的让我参考一下？古树林说：我说，你写。一旁早有人给吴宇准备好了纸和笔，吴宇坐下来开始写。古树林口述道：检查。通过这段时间组织的教育，加上自己的学习，认识到，在“瓦”号这个项目上有以下几点错误：一、程序错误。“瓦”号项目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和批准。二、党性不强。发现问题没有向组织汇报。三、……吴宇一听，也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别较真儿了，就按照古树林的意思写了一份所谓的“检查”，签上自己名字，交差。古树林收起这份“检查”，对吴宇说：哎，告诉你，组织审查了，尚未发现你个人有经济问题，审查结束。跟公司也说了，5月8日上班。待会儿单位的车就来，你有什么要带走的东西，收拾一下。中午一起吃个饭吧！吴宇说：饭就不吃了。可以随便打电话吧？古树林说：可以，可以。从现在开始，一切活动不受限制。旁边过来一个人，就是当初没收他手机的那个人，递给他一个手机，对他说：这是你手机。那个手机找不到了。吴宇的两个手机，一个新的，一个旧的。还回来的是旧手机，新手机“失踪”。古树林说：你们公司一会儿来车，再见！吴宇认为，古树林在办案期间，态度比较温和，也比较客观，彼此没有成见，后来吴宇还请他吃过一次饭。5月8日，吴宇回到公司上班。这时他发现华夏证券公司已经物是人非。当时公司是赵大建“执政”，邵淳仍然“靠边站”。赵大建见了吴宇，幸灾乐祸地说：我在国泰证券公司的时候，徐增平曾经找过我，被我拒绝了，我认为这事不应该干。买它干什么？有什么用？幸亏我没干，要不然被“双规”的就是我了。一坑国家，二害部队，三对不起公司。吴宇一看这个领导就这种水平，心里拔凉拔凉的，自己已然成了公司的罪人，这个班还怎么上？他提出辞职，公司不批，他也不去公司上班，在社会上“漂”了两年，帮助朋友搞了一个“中华慈善公益信托”。另外他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进行包装后重新上市，他从中大赚了一把。这期间，吴宇个人干得红红火火，华夏证券公司却在赵大建的手中日渐凋敝，每况愈下。2001年5月，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济谱调到华夏证券公司任董事长，华夏证券公司在周济谱的手中不但形势没有好转，反而更糟。2002年3月，“瓦良格”历经磨难靠上大连港的码头，周济谱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上报了一个天文数字的账单。别人不了解情况，北京市“瓦良格”处置领导小组只好把邵淳和吴宇请了回去。这项工作哩哩啦啦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航母拖回来以后，国家当时还没有要收购的意思，航母一直停靠在大连港的码头上。只有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在那里忙碌，力图将其恢复续建起来。吴宇个人的命运，也随着航母的命运在起伏。他因受“航母事件”的牵连而离队，又因“瓦良格”号的归航而归队。祸兮福兮皆因航母。全国13亿人口，能把个人命运与航母命运拴在一起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吴宇以此为荣。邵淳在看过本书初稿后，认为写吴宇的笔墨少了些。邵淳说，吴宇在“瓦良格”项目上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买航母，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澳门创律公司投在“瓦良格”项目上的钱（包括被徐增平挪用的钱），除了徐增平前期投入的200多万美元，其余的钱都是隆泰源公司出的，当然也不都是隆泰源公司的自有资金，有一部分是吴宇融资来的。邵淳希望我多写写吴宇，但是写报告文学需要故事，需要细节，往往贡献大的人缺少故事，作家也不能“妙笔生花”胡写一气。希望读者能记住邵淳对吴宇的评价：吴宇在“瓦良格”项目上的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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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合力共振

一

从世界上第一艘航母诞生，到今天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而中国航母的历史却很短暂。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司令员陈绍宽曾经提出过建造航母的建议，那也只是个建议而已，并未付诸实施。

1970年，刘华清在海军司令部担任造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曾经带人研究过外国航母，主持完成了题为《关于建造航母问题的初步意见》，那也仅仅是个“初步意见”，1971年因为发生“林彪事件”，后来便不了了之。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后，曾经专门组织人搞过航母预研工作。在他到中央军委工作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进航母的预研和引进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如今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航母发展的短暂历史，真正付诸实施，是从海军前副司令员贺鹏飞开始的。

从我对“瓦良格”项目的调查结果来看，贺鹏飞无疑是这个项目的“幕后推手”之一。

贺鹏飞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搞航母呢？本书第一章《错失良机》中曾经提到，刘华清在海军司令员任上，提出“海军战略”理论，主持研究制定了海军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装备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他认为，实现“海军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核心力量，就是航母编队！没有航母作战群，“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就难以实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和权益就难以确保，中国在太平洋就难有发言权！

刘华清决定向总部首长做一次汇报，他说：要让军委总部首长全面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不然等上级规划好了，再放“马后炮”就难办了！

1987年3月31日，汇报会在海军机关办公大楼第一会议室进行。不知为什么，总部首长一个也没来，只有时任总参装备部部长的贺鹏飞代表总部首长，率总参装备部、作战部等相关部门领导，来到海军听取装备规划问题的汇报。

1995年5月，时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的黄平涛要去乌克兰，检查从乌克兰引进燃气轮机等项目的合同执行情况。出发的前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到京西宾馆接受任务，时任副总长的曹刚川和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向他传达了刘华清副主席的指示：增加一项任务，到黑海造船厂考察“瓦良格”号航母，看看有没有购买的价值。

但是黄平涛一行回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刘华清一直没有听他们的汇报。这一年的10月25日，刘华清到中船工业集团参观该公司“八五”期间预研成国展览，刘华清对陪同参观的黄平涛说：“今后不要再提造航母的事了。”

这显然与高层决策有关。贺鹏飞却不甘心。1992年出任海军副司令员以后，正好是乌克兰准备卖“瓦良格”的时候，他又分管装备建设工作，多次到乌克兰考察“瓦良格”号航母。尽管上层有明确态度，在贺鹏飞看来，政府不考虑，海军分管装备副司令未必不考虑。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1996年5月8日，贺鹏飞利用到大连参加两艘舰船交接仪式的机会，向中国船舶总公司副总经里黄平涛和军工部主任胡基政建议，把乌克兰当废铁处理的“瓦良格”买回来。当得知曹刚川此前已经表态：船总是国企，你们买等于是国家买，便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找个香港大老板先买下来。这才有了徐增平去乌克兰购买航母和徐增平请贺鹏飞出面作证让邵淳出钱的故事。

但是贺鹏飞是什么时候、怎么对徐增平交代购买航母一事的，因为贺鹏飞已于2001年3月28日去世，现在只能由徐增平独自讲述了。











据香港2015年5月1日《南华早报》刊登的《中国成功收购航母的“不幸功臣”──徐增平》一文介绍：



徐增平说，1996年4月至1998年2月间，两人（徐增平和贺鹏飞）会面约十多次，其中最令他难忘的一次是在1996年7月10日。当时，徐增平应贺鹏飞的邀请，和这名海军副司令员一起在山东省青岛市的北海舰队基地，检阅和送别即将出发前往朝鲜的一支舰队。过往甚少有平民获邀出席此类活动，尤其那次是北海舰队首次访问朝鲜。

　　仪式之后，贺鹏飞邀请徐增平下榻海军的北海宾馆三天，希望趁此机会游说他接受任务。最后一天，贺徐两人乘坐海军专机回到北京。回京后当天晚上，两人继续商谈航母交易的计划，一谈就是四小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徐增平表示会积极考虑亲自前往乌克兰就交易事宜进行谈判。

1997年3月，徐增平终于正式答应接受任务。1997年底，徐增平准备动身前往乌克兰执行任务前夕，贺鹏飞也特地前往广州为他送行。



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看，这段文字问题较多，文中所说的1996年4月贺鹏飞就与徐增平商谈购买“瓦良格”事宜，时间、起因和时代背景都有问题。比如，前后时间对不上。2011年9月30日《济南时报》刊登《徐增平：买回“瓦良格”的山东人》一文说：



1997年10月下旬，身为香港创律集团董事会主席的徐增平看到一则路透社的消息：《乌克兰拟出售一艘未竣工的航母》……



四年前说的是1997年10月，徐增平看到路透社的一则消息使他动了购买“瓦良格”的心思，四年后又说是1996年4月受了贺鹏飞的委托去买“瓦良格”的。

再如，逻辑关系不对。

贺鹏飞对黄平涛和胡基政说“能不能找一个香港大老板”，是1996年5月8日的事情。文中说贺鹏飞在1996年4月就找徐增平，也有疑问。至于是否像报道中说的徐增平和贺鹏飞“两人会面约十多次”，目前无证可考。

不过，贺鹏飞参与了“找个香港大老板先买下来”的策划，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在当时，他是顶着压力、冒着风险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特别是海军内部，是不准许谈航母话题的，更不要说策划买航母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贺鹏飞，不会有人敢去碰那根“红线”。

1996年，海军司令员是我在潜艇上当水兵时的老艇长张连忠。2007年我为他写“高级将领传”时，他跟我说起过海军当年准备购买“瓦良格”的情况。1995年海军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造航母的报告，就是他签发的，后来没有被批准。我在写这部《“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时，又专门找他核实：是否知道贺鹏飞委托徐增平购买航母的事情，他非常肯定地回答：当时不知道，是2014年春天第一次见到徐增平的时候，才听徐增平说起此事。

1996年12月，张连忠因为超过服役年限，退出领导岗位，海军副司令员石云生继任司令员。这个时候，关于航母问题的“风声”已经开始紧了。海军一名宣传干部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呼唤航母”的文章，结果受到海军机关的“通报批评”。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199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时任海军航空兵政治部教育科科长的陈永平写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海军航空兵》一文，被国内《现代军事》、《军事史林》、《新世纪》等七家报刊发表。文章结尾写道：“面向21世纪，中国海军航空兵的突破点在哪里？捅破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中国海军必须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拥有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世纪之梦，也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之梦”。

文章在7月29日《中国海洋报》发表时，题目被改为《中国海军航空兵大写真》，遭到当时海军政委杨怀庆的严厉批评。

8月8日，海军机关大交班，杨怀庆在会上严肃地说：“新闻宣传工作要吸取发生问题的教训，比如航母问题，‘神威－95’演习时江主席有明确指示，海军党委全会上我们也已说过不允许再提建造航母，社会上有人讲那是另一回事，现在我们有的人竟然写了稿子拿到报上去刊登，说明我们没有很好地抓落实。”

海军政治部宣传部起草了《关于〈中国海军航空兵大写真〉一文违反规定的处理意见》，海军有关领导批示：“告海航，此事要公开教育，严肃处理，今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情。”

8月14日，海军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近期新闻出版工作违纪情况的通报》，原文这样写道：“海航政治部宣传处教育科科长陈永平同志在7月29日《中国海洋报》上发表《中国海军航空兵大写真》的文章，呼吁‘中国海军必须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拥有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世纪之梦，也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之梦’，违反了上级关于对敏感问题的宣传要十分慎重的规定，可以说也是违反了新闻宣传的纪律。”

陈永平被要求写检查，跟他谈话的领导对他说：“根据你的检查深刻与否，再决定给不给你处分。”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呼唤航母”尚且如此，真要私下买航母，会是什么情形呢？

贺鹏飞作为贺龙元帅的儿子，可能比普通家庭出身的将军多一些胆魄，可航母毕竟属于敏感问题。因此，说贺鹏飞大张旗鼓地委托徐增平去买航母，邀请他到青岛为海军出访编队送行、在北海宾馆里谈三天、一起乘海军专机到北京、当晚又谈了4个小时，这些材料的可信度值得商榷。如果说他有过这种设想，又有人想去做，在需要他出面帮助促成此事的时候他愿意出面，这是可能的，他也确实在邵淳向徐增平要“红头文件”，徐增平拿不出来时，他亲自出面向邵淳介绍情况，使邵淳最后下了出资的决心。

据说，贺鹏飞说过这样的话：“瓦良格”上的四台主机，一台就值2000万美金。

那么四台主机就是8000万美金。恐怕这是最让徐增平动心的。如果能把“瓦良格”拖回来，光卖主机就可以赚大钱。

2001年3月28日，贺鹏飞因病去世。2002年3月，贺鹏飞参与策划购买的“瓦良格”被拖到大连港。之后该船又在那里停靠了两年。这两年时间就很能说明问题。一艘报废的航母能不能恢复起来，当时没人知道；中国要不要建造航母，也没人知道。在2004年8月之前，国家高层一直争论不休。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中国买“瓦良格”就是为了造航母。

不过，贺鹏飞委托徐增平把航母买回来，确有其事，但不是徐增平所说的那样。










二

我在2015年10月采访邵淳时，他问我：“国家行为，民间操作，这个事是谁定的？”我说：“没有人定。”邵淳说：“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徐增平发明出来的。”我告诉他，因为贺鹏飞已经去世，无法找他核实徐增平所言的真伪，至于说“国家行为，民间操作”的说法是谁发明的，就不知道了。从我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徐增平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所以他敢于肆无忌惮地贪污和挪用公款，而邵淳却被蒙在鼓里。徐增平的所作所为，贺鹏飞一概不知，邵淳没有向他通报情况，徐增平也和他中断了联系。按照徐增平的说法，1997年3月“之后他们继续定期会面，直到1998年底为止”。我相信徐增平说的“1998年底为止”这个时间节点是真实的，因为到1998年10月，徐增平就把2.3亿人民币拿到手了，并拿着这些钱中的一大部分去买了豪宅，还了债。贺鹏飞在“瓦良格”项目上，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贺鹏飞促成邵淳参与“瓦良格”项目以后，国家高层围绕航母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搞不搞航母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贺鹏飞作为高级干部，自然不便再去为购买航母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也就与“瓦良格”项目渐行渐远了。徐增平也乐不得贺鹏飞不来过问此事，因为他可以欺骗邵淳，却不敢欺骗贺鹏飞。我认为，当初贺鹏飞也不会想到“瓦良格”项目会这么复杂，更不会想到能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多亏他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也不会策划让香港老板出面去买航母。当然，如果换一个香港老板，也许“瓦良格”的归航就不会有这么多波折和磨难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开始贺鹏飞也不确定把“瓦良格”弄回来能不能续建航母。虽然后来“瓦良格”变成了“辽宁舰”，但那已经是贺鹏飞去世十多年以后的事了。2001年贺鹏飞病故时，“瓦良格”还在黑海上被拖船拖着转圈儿。不知道贺鹏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还曾想到过它？不管怎么说，贺鹏飞应该算是“瓦良格”项目的“总策划”，不管这个项目后来出现多少曲折，起因却是与贺鹏飞紧密相关，起码贺鹏飞对这件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初如果不是贺鹏飞提出让香港老板去把“瓦良格”买回来的思路，徐增平未必有那个胆略和气魄，仅仅看到一篇路透社的消息，就去乌克兰买航母？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不是贺鹏飞出面说服邵淳，邵淳也不会冒着牺牲个人政治前途的风险去干这件事。没有贺鹏飞、没有邵淳、没有吴宇、没有吴巍、没有张勇、没有高增厦、没有戴岳等人，纵然有100个徐增平也无济于事。据说，1999年11月，赵大建“告发”邵淳参与买“瓦良格”号航母之后，中纪委曾致函解放军纪委询问此事，解放军纪委派人找贺鹏飞了解情况，贺鹏飞亲笔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是他当时的秘书刘相春用电脑打印后上报解放军纪委的。关于这份“情况说明”的内容，刘相春不愿对外披露。吴宇不知在哪听说的，这个“情况说明”一共说明了三点情况，因为他也不能确定是否属实，我就不在这里引用了。据高增厦说，解放军纪委在给中纪委复函的时候，是有意保护了贺鹏飞的。当时的解放军纪委书记是总政副主任周子玉，高增厦和周子玉原在空军一个部队工作过，彼此很熟。我想高增厦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愿再过几年，刘相春能够提供给我，在本书再版时补充进去。我希望在这部非正式的“中国航母历史”书籍中，把贺鹏飞这位“航母功臣”多写几笔。

大肚蝈蝈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需要补充的材料

1、目前网上有不少关于你当初买“瓦良格”起因的说法。《南华早报》说：“这是徐增平首次向媒体承认，他是授命于海军前往乌克兰去执行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并且亲自详细（介绍）他是如何布署航母购案的种种细节。”报道说，你是受了贺鹏飞和姬德胜的委托。这两个当事人，一个死了，一个被判刑。姬德胜不能出来说话，或者说没有资格出来说话，怎么证明你说的情况属实？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可以证明的东西，就不会有人相信。

2、你与贺鹏飞见面都是什么人联系的？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谈了什么？他是否明确委托你来办此事？我在海军前司令员张连忠处，看到一张你与贺鹏飞的合影，那次是第一次见面么？什么时间？你们一共见过几次面？据媒体说，贺鹏飞从1996年就开始与你交往，从1996年4月到1998年2月，两人会面约十几次。是这样么？你们都是谈“瓦良格”的事情？有个材料说，到1998年底，你们再没见面，为什么？。

3、有报道说，徐增平说：“姬胜德是这起交易背后的真正老板。贺鹏飞、姬胜德和多名军官因为爱国，为了中国的强军梦，他们为这起航母交易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你既然说是“授命于海军”，怎么姬胜德又成了“真正老板”？

4、你买“瓦良格”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你对《南华早报》记者说：“我必须不惜代价把它买回去给我们的海军。”这个有点演绎吧？据报道，你向国家要价32亿人民币，是这样么？

5、你和邵淳是什么时候见面的？华夏证券公司的钱是怎么弄到香港的？后来为什么邵淳把你从澳门创律公司踢出来了？

6、有个材料说，你找澳门一个很有路子的人办各种手续，花了很多钱。有人说，在澳门办公司很简单，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你那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国家多要钱。对此，你怎么看？

7、《南华早报》说，你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投资2.1亿港元买下有“港版凡尔赛宫”之称的深水湾37号山顶豪宅而享誉一时。有人说，你挪用华夏证券公司买航母的钱在香港买了豪华别墅，并在香港报纸上登报宣称你有钱。这也是后来他们把你踢开的原因。有这回事么？

8、有人说，“瓦良格”拖到大连以后，你在香港联络了一些小老板，说要带他们去大连看航母，并收了一些费用，结果到了大连只能隔着海湾看一眼，他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回到香港以后，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此事。有这事么？

9、有报道说：你把20吨（也有说40吨的）“瓦良格”图纸运回来了。我采访中船重工集团和海军装备部门的人，他们都说没有看到你买的图纸。戴岳和张勇1999年8月到黑海造船厂，看到这些图纸还在仓库里；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士源2000年5月到黑海造船厂，看到这些图纸还在仓库里。乌方曾提出400万美元卖给我们，当时因为中船重工的任务是把船拖回来，他们向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汇报，马凯让他们找总装，总装因为没有中央的旨意，不敢动用军费，错失良机。那20吨图纸的事，总不会是记者编的吧？

10、很多媒体说：澳门创律公司的博彩许可证已于“瓦良格”号靠泊大连的当天被吊销。这个证是你办的么？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博彩证，到底有没有？

11、有人说你是赌徒，在“瓦良格”这盘赌局上几乎输得精光，是国家救了你。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12、有人说，你被逐出澳门创律公司领导层以后，人家要收公司文件和公章，你刻了一枚小的公章交给张勇。此事是否属实？若确实如此，你当时是什么想法？

13、有媒体报道，1998年11月11日（第445期）新华社“内参”刊登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写的文章《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空母舰服务国家》，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种政治背景下，新华社发这种“内参”是“触雷”行为，不大可能。所以我托人去查了，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刘史忠当时写的消息，只有400字，题为《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宣布将改装航母为超级海上娱乐城》，这个消息内容比较靠谱。

14、购买“瓦良格”的钱明明是华夏证券公司出的，共计3.6亿元（前期2.3亿元，后期1.3亿元），为什么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不提华夏证券公司，也不提邵淳董事长的名字？

15、“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是2000年6月14日，可你对媒体说的时间是1999年7月。是不是因为在1999年8月3日澳门创律公司高官层改组，你不再有公司话语权了，所以将“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改到了你有话语权的时段？

16、《南华早报》说，在调研、洽谈和购买航母等环节上，你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2亿美元。这个数字准确么？是你说的，还是他们乱写的？如果是你说的，能否开一个单子一项项说明？据我掌握的资料，华夏证券公司为“瓦良格”项目花了3.6亿元人民币（包括被你挪用的大约1.8亿人民币），折合美金4400万，你交订金200美元，中船重工后来花了3000万美元，共计7600万美元，不超过8000万美元。我算得对么？

17、国家收购“瓦良格”，一共支付8.78亿元，华夏证券公司按照你和庄立祥持有的澳门创律公司20%股权，扣除你之前的借款和利息，一共分给你们1.2亿元人民币。你嫌少，一直未去领取，至今还存在一个“影子公司”帐户上，是这样吧？

最后说明：我提的问题可能比较尖锐，但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在写中国航母的历史，我得向历史负责，不能伪造和掺假，我必须弄清那些不明白的问题。如有冒犯，我只能表示歉意。

2015年5月15日

　　注：这个采访提纲中的有些问题现在已经清楚，有些还不清楚，如果徐增平先生愿意接受采访，请予以说明，我将很高兴再作补充。

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空母舰服务国家

新华社香港讯 香港创律集团有限公司向乌克兰购买的前苏联航空母舰“瓦良格”号，预计11月中旬从基辅启航驶往澳门。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向记者表示，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瓦良格”号是前苏联时期开始在基辅造船厂建造的，排水量76000吨，实际超过8万吨，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向基辅造船厂提供资金，建造被迫中止。乌克兰政府最后决定在国际上公开招标拍卖这艘尚未完工的航空母舰。

据徐增平介绍，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徐增平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空母舰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徐增平说，目前世界上“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仍然有相当的市场，美国等世界强国骨子里仍然希望“遏制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仍然有戒心。“在这种情形下，有创律出面购买航空母舰并用于商业用途，那些国家很难把这笔‘帐’记到中国头上，难以公开指责中国扩充军备；但与此同时，这艘航空母舰的存在，对台湾和一些不断制造麻烦的国家又始终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达到这种政治上的效果，应该说比较理想的。”

据徐增平介绍，创律在这艘航空母舰的国际招标中中标后，已经引起国际的注意。美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新闻中用5分多钟作了专题报道，进行各种猜测，报道始终无法指责中国，却认为潜在的军事意义很大。台湾中央社多次报道，台湾当局也多次对有关这艘航空母舰的问题发表谈话，可见他们心理上紧张。一个拥有台湾背景的商业结构曾经多次试图接触创律，表达出想用高价收购这艘航空母舰的强烈愿望。

徐增平认为，由创律出面、以商业用途为名购买这艘航空母舰，军事上的意义非常大。“从眼前看，中国当然不会马上装备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以及今后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无论是为了保卫边疆还是为了在国际事务中有足够的‘发言实力’，装备航空母舰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创律拥有‘瓦良格’号后，一旦中央认为时期成熟需要装备，就随时可以利用现成的母舰船身，或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也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据徐增平介绍，创律在购买这艘航空母舰时，已经购得它的全部30多万张设计图纸，这将可以为中国未来建造航空母舰争取时间。只要国家需要，创律可以随时提供这些图纸。

“当然还有一个意义是经济意义”。徐增平说，现在国家国力还有限，在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下，军费也相当紧张，因此要让国家一下拿出上亿美元去购买“瓦良格”号，经济压力很大也不合算。现在除了投资8000万美元买到了实际造价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瓦良格”号，对国家的经济意义显然也是相当可观的。

据徐增平介绍，“瓦良格”号到达澳门后，将立即进行装修，改建成综合性的海上游乐设施，包括海上军事博物馆，酒店，餐厅，文化游乐和博彩等等，预计整个改装投资将超过2亿美元。这样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切实保持“商业用途之名”，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经营活动获得维持这艘航空母舰的基本费用。“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520mmy

希望真相大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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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ying1999

内容很精彩，不管真相如何，真相也难以知道，但应该向当初为中国第一艘航母建成做贡献的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