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涉及上一任高层 为了掩饰 网上我找不到《“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报告文学全文 只能断断续续分享知乎上找来的几章 请谅解
第六章 出击避险
一
“瓦良格”迟迟没有动静，吴巍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吴巍建议李×立即想办法完善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法律手续，李×却说，法律手续不重要，我有办法控制徐增平。吴巍心里很着急，暗中将情况向邵淳和吴宇做了通报。他们三人经过商量，一致认为，为了控制资金风险，一定要先完善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法律手续，再想办法从法律上控制徐增平。
吴巍也曾多次建议李×立即召开董事会，对前期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不完善处进行补充。并迅速采取措施，完善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法律手续。李×让陆昆来负责办理，但一直未见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吴巍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不再一味忍让，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与李×和陆昆来发生了分歧和争执。李×一看吴巍开始“不听话”了，就多次告诫吴巍说：航母项目是我介绍的，资金是我的朋友支持的，泰信达公司有今天这么好的局面，完全是我的功劳，你按照我说的做，出了事我负责。
然而李×的所作所为，却让吴巍对他的言行产生了怀疑。他经常言行不一，日常花销过大，要求以个人名义购买别墅，还违反财务规定，打着“项目需要”和“为领导办事”等旗号，提走巨款存入个人账户，等等。
为了稳定局面，推进工作进展，吴巍没有急于行动，只是暗中向吴宇通报了一些情况，让吴宇想办法对李×施加压力。
在吴巍的建议下，邵淳和吴宇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因此李×让陆昆来通知徐增平来京开会。1999年2月7日，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徐增平、李×、张勇、吴巍、庄立祥等董事出席会议，陆昆来、吴宇等列席会议。
董事会讨论通过了几项决议：一、徐增平在1999年2月9日前向泰信达公司和澳门创律公司董事会提供关于“瓦良格”项目2.3亿人民币（其中包括留在泰信达公司做北京办公费用的500万人民币）资金运作及支付情况的详细资料，包括各项支出的银行对账单，收、付款凭证、合同及剩余款项。二、有必要对澳门创律公司的正规化运作做出实质性的安排，必须尽快签署并确认一系列符合香港、澳门地区法律的公司文件，组建公司机构，确定公司章程，明确公司的法律地位，为“瓦良格”号航母抵达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三、对存放在香港创律公司账上的购船资金尽快转移到澳门创律公司的账号并进行双控管理，由双方股东指定专人共同监控所有资金的开支，每月须定期向董事会汇报资金使用计划，报送财务报表。10万美元以上开支，须报经董事会批准。四、尽快解决资金缺口。五、责成徐增平立即赴乌克兰并签署有关协议。六、今后澳门创律公司一切与“瓦良格”号航母有关事宜，均应规范操作，提高透明度以降低风险。七、对前期股权转让协议做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并立即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予以规范。
应该说，以吴巍为主导召开的这次董事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围绕“瓦良格”项目存在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制定了相关的措施，如果能以此次会议精神向前推进，这个项目就不会再节外生枝了。
可是，对于那些完全不想按规矩出牌的人来说，仅仅依靠一纸董事会决议，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的。
邵淳没有参加2月7日的董事会。会后，吴巍和吴宇向他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如果能够按照决议执行就好了。我觉得不能太乐观。”他没说“不能太乐观”的原因，但是吴巍和吴宇心领神会，通过半年多来的接触，他们已经比较了解徐增平的为人了。
董事会决议还要求，徐增平要在1999年2月9日以前提供有关“瓦良格”项目的财务资料，徐增平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没能按时提供。
因为转给徐增平的2.25亿人民币都是吴巍经手的，所以邵淳就让吴巍去催徐增平，吴巍给徐增平打电话，徐增平继续支支吾吾。他的这种行为，让人更加怀疑他在“瓦良格”项目中搞了什么名堂。
据邵淳回忆，1999年的春节，北京特别冷，他心里也特别冷。因为“瓦良格”的事情，邵淳的这个节也没过好。春节刚过，节日假期还没结束，邵淳就把吴巍和吴宇叫到了北京钓鱼台大酒店“瓦良格”项目办公室，一起研究“瓦良格”的事情。
吴巍首先提出：可能要出问题，要出大问题。
邵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大过节的，就把吴巍和吴宇叫出来开会。
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对于搞金融的人来说，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对资金不能把控。2.3个亿，现在被一个不讲诚信的人拿去了，操纵权在他手里，他又不如实给你提供情况，只能被他牵着鼻子走，不知还要投几个亿进去，这个风险太大了！”
邵淳接着说：“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在公司里面是不公开的，没有经过公司领导集体讨论，完全是个人决定。当初要是知道这件事会拖这么长时间，我就会慎重点儿了。如果钱没了，船也没了，可就没法交代了。”
更让邵淳感到窝囊的是，徐增平利用了他们的爱国心，并把这种神圣的爱国心给亵渎了。
“我记得那天从钓鱼台大酒店出来，寒风刺骨，心情也非常沉重。”邵淳回忆说。
节后一上班，邵淳就给张勇打电话说：你去催徐增平，看看他给乌克兰汇了多少钱。我要看徐增平给乌克兰汇款的底单。我怀疑他把买航母的钱挪用了！
张勇去找徐增平。张勇说：徐总，买航母的钱是华夏出的，你不给人家看看账目不好吧？你也不要给我，你直接发到北京去。
又过了几天，徐增平终于派人把一大包财务资料送到北京。邵淳就让吴巍负责审查。吴巍花了几天时间，对徐增平提供的资料进行认真梳理，发现其中有一大批票据是伪造的。财务报表、往来账目、银行对账单等，一般人看不懂，吴巍是中央金融学院的优等生，毕业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阅读那些“天书”般的资料简直小菜一碟。经吴巍核实，泰信达汇给徐增平的2800万美元，徐增平只付给乌克兰黑海造船厂1000万美元，另外1800万美元去向不明。
邵淳听到这个消息，大怒：太过分了！这个人的良心坏了！没有底线了！
在此之前，邵淳认为徐增平是在为国家买航母，又有庄立祥监督，他不敢胡来，因此没有对他进行财务监督。没想到他竟然大笔挪用买航母的钱！
邵淳打电话问徐增平：钱哪去了？
徐增平说：那些钱虽然没有回到黑海造船厂，但是都用在这个船上了。
邵淳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这番话，可也拿他没有办法。
航母迟迟拖不回来，邵淳的心理压力最大。据吴宇回忆，邵淳曾私下对吴宇说：听说徐增平在外面欠了很多债，如果他把航母抵押出去，我们就一分钱也要不回来了，那我就死定了！
当时邵淳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想给贺鹏飞打电话问问，徐增平买航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打这个电话。
2015年5月17日，邵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后来我发现，徐增平根本没有能力把航母弄回来，就是想利用这个项目到处骗钱！
张勇在一旁解释说：他欠了别人很多钱，是想利用航母这个大平台来忽悠一些人，再借钱，拆东墙补西墙。他喜欢讲派场，也是想让人觉得他很有钱，不要担心还不了钱。
二
“瓦良格”号航母迟迟不能启航，邵淳和吴巍、吴宇等人在积极研究对策，李×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一天，李×突然神秘地对吴巍说：吴巍，“瓦良格”的事可能要砸，你赶紧跑！
吴巍感到很奇怪：“瓦良格”搞砸了，我为什么要跑？
李×说：你把华夏公司的钱弄没了，事又没办成，如果告你一个经济诈骗，可就麻烦了。
吴巍当时年轻，只有29岁，但他不是等闲之辈，不是被人一吓唬就晕头转向的毛头小伙。尽管“下海”时间不长，却也是个“老江湖”了。
他曾就职于北京华阳金融租赁公司，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26岁就被提升为处长。他的性格天生不安分，1997年，他辞职下海，成立了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为他在社会上的朋友多，不久他就通过朋友结识了李×，李×又介绍陆昆来“入伙”，于是就有了“瓦良格”这个项目。
现在，项目搞起来了，公司有钱了，李×在这个时候劝吴巍走。
吴巍心想：公司是我开的，当初是我收留了你们，现在却要反客为主，要把我挤走！
年轻气盛的吴巍决定主动出击，揭露李×的真面目。
一天晚上，吴巍找到吴宇，对他说：吴总，跟你说个事。
吴宇看到吴巍神情严肃，预感到此事严重，就问：什么事啊？
吴巍说：老李挪用买航母的钱。
吴宇“哦”了一声，并没感到意外。他知道“老李”是指泰信达公司的“太上皇”李×。
李×是甘肃人，50来岁，没多少文化，“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言很多。据说他是从五台山下来的“散仙”，懂“法术”，会算命，会看风水，在北京高层有很多关系，也是很多房地产公司老板的座上宾。
在“瓦良格”项目之前，泰信达没有多少业务，吴巍和李×相安无事。泰信达接手“瓦良格”项目之后，公司开始有钱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两人都想抓住公司的话语权，于是矛盾出现了。李×和吴巍都在吴宇面前反映过对方的问题，李×说吴巍办事能力不行，吴巍说李×整天“装神弄鬼”。吴宇不想介入他们的矛盾，一般不表态。不过他开始留心泰信达公司的事情了，并发现了不少问题。
后来吴宇渐渐觉得泰信达公司的情况有点要失控，他正在考虑怎么处置这些事情，吴巍主动找上门来“举报”李×了。
吴巍拿出一沓票据说：这是李×挪用公款的证据……
吴宇说：既然这样，咱俩一块儿去找邵总汇报一下。
二人来到邵淳家附近的燕山大酒店，把邵淳约出来，向他汇报了李×的问题。本来买航母的钱是隆泰源公司出的，吴宇是隆泰源公司的法人，他完全可以自行处理此事，但他考虑李×和邵淳关系很好，这个项目又是邵淳亲自抓的，不能撇开老板自己处置。
邵淳听了吴宇和吴巍的汇报，开始还有点不太相信，吴巍把证据拿出来了，是李×私人存款的证据。邵淳看了，一脸茫然。
邵淳用征询的口吻问吴宇道：那怎么办啊？
吴宇说：这个事儿，我来处置吧！
邵淳说：买航母的钱，不能挪用啊！不能公款私用啊！
吴宇说：那成，我知道了。说完，就带着吴巍走了。
吴宇当时的心理压力比较大，他是隆泰源公司的法人，是第一责任人，如果这个项目失控，他要承担主要责任。
三
吴巍向邵淳揭发李×的目的是想借助邵淳的力量，把李×从“瓦良格”项目上赶走。但是邵淳有自己的想法，他要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邵淳认为，李×有李×的问题，但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徐增平怕他，他可以降住徐增平。李×经常讲，他是有“背景”的人，他有能力控制徐增平。华夏证券公司的2.3亿人民币被徐增平拿走了，华夏证券公司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连澳门创律公司的49%的股权也没有落实，如果把李×赶走，当年才29岁的吴巍能降住徐增平么？
另外李×也曾在邵淳、吴宇、张勇面前说了不少吴巍的坏话，为挤走吴巍做舆论准备。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邵淳、吴宇、张勇对吴巍的话也是半信半疑，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泰信达公司应派人立即在香港成立公司，为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做准备。考虑到张勇在香港、澳门地区社会关系广，特别是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关系密切，对航母到澳门后的商业运作有利，于是决定由泰信达公司派人收购原张勇控制的香港达成公司，并以达成公司代表泰信达公司收购澳门创律公司49%的股份。
1999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邵淳、吴宇等人的敦促下，泰信达公司召开了收购达程公司及确定股份划分的会议。
由于达程公司股份的划分是泰信达公司内部的事，邵淳和吴宇等人也不便出面进行协调。吴巍已经看出，事情拖得太久，在法律手续不完善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项目无法进展、资金失控的巨大风险。为稳定局面，尽快以达程公司名义完成收购澳门创律公司股份的法律手续，吴巍只好被迫在会上宣布退出航母项目。
会后，李×又劝吴巍不要退出航母项目，他对吴巍说：如果跟我一起干，保证能挣大钱。离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
吴巍心里很清楚，李×是想让泰信达公司继续与他合作，以达到让泰信达公司继续承担对隆泰源公司的所有债务，而以李×控制的达程公司占有澳门创律公司49%股份的目的。
吴巍坚决表示结束合作。吴巍和吴宇经过友好协商，决定将泰信达公司与“瓦良格”项目相关的债务，全部转到香港达程公司。吴宇说要给吴巍留一大笔现金，吴巍没要。在股权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吴巍担心这笔钱以后会给他带来麻烦。他当时就预感到，“瓦良格”项目后面的麻烦不会少。但是他表示，他会积极配合吴宇完善法律手续。
1999年3月21日，徐增平来到北京，一共签了三份文件，第一份是北京泰信达公司与澳门创律公司的补充协议，说明将泰信达名下的49%股权转到香港达程公司；第二份是北京泰信达公司、香港达程公司、澳门创律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第三份是澳门创律公司收到北京泰信达公司2.3亿元人民币汇款的证明。
为了工作需要，李×、吴巍和张勇在吴宇的监督下，签署了达程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由李×持有达程公司90%的股份，吴巍个人持有达程公司10%的股份。吴巍声明，持有股份可以，但不要任何利益，挣多少钱与本人无关。
在隆泰源公司要求控制资金风险的情况下，李×、吴巍同隆泰源公司签订了承诺书。这个承诺书实际上是放弃了达程公司的决策权。
至此，在李×控制下的泰信达公司结束了参与航母项目的前期运作，吴巍与李×、陆昆来在泰信达公司的合作也同时结束。
吴巍签完这几份文件，感到心里轻松了很多。
作者简介
现实中国 ∣ 一个中国公民的航母梦 李忠效
李忠效，笔名钟笑，男，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再生之地》《监狱之旅》，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多部。
做一名中国航母历史的记录员 ——《一个中国公民的航母梦》创作谈 李忠效 我是一名海军作家（创作员），军龄48年，“创龄”40年。我已退休，本该退隐“江湖”，回家带孙子，享天伦之乐，但是有一项创作任务尚未完成，不得不继续奔波在采访的路上。 5年前，上级派我写一部反映中国航母“辽宁舰”建造历程的报告文学。因为“辽宁舰”是由乌克兰的报废航母“瓦良格”续建而成，要写“辽宁舰”，就不能不写“瓦良格”。在我先前的计划中，准备用一章的篇幅写写“瓦良格”的故事。当时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我想把那些庞杂的材料梳理一下，弄出几千字，交代一下“辽宁舰”的背景即可。我书写的重点在“辽宁舰”，不在“瓦良格”嘛！ 没想到，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发现有关“瓦良格”的故事非常多，而且非常复杂，远不是一个章节可以容纳的。特别是在我了解到原华夏证券公司以及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等单位参与“瓦良格”项目的人员事迹之后，我发现，“瓦良格”项目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造船厂普通工人，参加人员众多，时间跨度长达6年之久（1996年5月8日至2002年3月3日），而这些内容全部被那个香港商人徐增平给“屏蔽”了、抹杀了。中国航母的历史，已经被徐增平搞乱了。就连“辽宁舰”上的宣传片，都是按照徐增平发布的错误信息拍摄的。这是多么大的笑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后来我了解到，当初的“航母工程”属于国家机密。“体制内”的有关人员，由于受保密纪律的约束，不便向外发布航母信息。多年以后，当“航母工程”不再保密的时候，前期参与“瓦良格”项目的一些当事人，有的去世了，有的退休了，已不能对外发布信息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谎言被重复了无数遍之后，居然变成了“真理”。几乎满世界的人都相信了徐增平的谎话，把一个神秘的国家行动，当成是徐增平的个人行为，把集体的功劳，当成他一个人的“英雄事迹”。而我，则因为写“辽宁舰”的报告文学，无意间了解到了这些“秘密”，于是我决定，要把这篇报告文学当作“历史文献”来写，我自觉担起了厘清中国航母历史的重担。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我由一名柔弱的文人，变成了一个勇敢的斗士。我要为维护中国航母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而战斗。 很多年前，看到一句不知什么人说过的话：作家是时代的记录员。我觉得，此话甚好。作家是负责往历史的大筛子里传递人物和事件的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走进历史。历史是个大筛子，将来留下的，都是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人物和事件。我认为，当一名“时代的记录员”其实是个很神圣的事情。 《一个中国公民的航母梦》，是我的“中国航母梦三部曲”之一《“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节选，对中国航母历史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书。此书将于近期出版。 报告文学 举世闻名的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跟一个证券公司老总扯上关系，这不是传说，而是事实，是一个“伟大的错误”。这位老总为什么不专心做买卖，反冒着个人风险不顾一切去折腾买“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他怎样变成了航母发烧友？“瓦良格”是怎么买、又是怎样从遥远的乌克兰拖回到中国的？假如没有这位老总当初“胆大包天”的冒险，中国今天是否会拥有让国人引以为傲的航母？
航母的“中国速度” 2017年 4月27日上午，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据媒体报道，这艘航母代号为001A，由我国自行研制，2013年11月开工。目前，航空母舰主船体完成建造，动力、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位。出坞下水是航空母舰建设的重大节点之一，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是“辽宁舰”，“辽宁舰”的前身是2002年3月来到中国的乌克兰报废航母“瓦良格”。要写“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故事，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他就是华夏证券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邵淳。 一个证券公司的老板，怎么会和购买航母的事情扯上关系呢？一般人很难理解，就连一位当初的领导人都说，一个证券公司，买什么航空母舰？ 当年，在国家高层并不热心搞航母的情况下，邵淳作为国企老板“擅自”参与“瓦良格”项目，无疑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在今天看来，他实在是犯了一个“伟大的错误”。如果没有他这个“伟大的错误”，很难说中国的航母事业会在什么时候才能正式起步。没有“瓦良格”，就不会有“辽宁舰”，也不会有刚刚下水的001A型舰。001A型舰从开工到下水，仅用了3年8个月，未来还需要一两年时间进行舾装。这意味着，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从开建到交付使用，也就是5年多时间。这个速度在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能做到。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母2006年11月开工，至今已经过去了11年，还没有出厂，预计要到2023年才能交付使用。 中国国产航母的“中国速度”，无疑是工业部门的“超常发挥”而创造的，然而中国有句名言：树有根，水有源。中国航母的“根”和“源”是“瓦良格”。中国还有句俗语：照葫芦画瓢。如果没有“瓦良格”这个“葫芦”，“辽宁舰”和001A型航母这两扇“瓢”就不会这么快“画”出来。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源于邵淳的那个“伟大的错误”。 邵淳，1944年12月25日出生于北京，1962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1966年毕业，1968年下乡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农村劳动，1970年调入故城县文化馆任美术创作员，1980年到河北省农业银行工作，1984年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计划部副主任，1990年任华能集团财务公司经理，1993年至1999年，先后担任华夏证券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邵淳在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的任上，作出了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惊天举动”，并导致个人被查处，公司被“接班人”搞垮…… 一、邵淳的“航母情结” 邵淳作为华夏证券公司老总，是怎么和“瓦良格”项目扯上关系的呢？ 1998年7月的一天，邵淳的部下、华夏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兼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宇对他说：“有个香港老板想见你。”邵淳当时正在对公司进行整顿，工作很忙，本来不想见，吴宇补充道，“说是有个很好的项目。” 在商言商，好项目总是有吸引力的。邵淳应约来到钓鱼台大酒店，见到了香港创律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增平。 徐增平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寒暄过后，徐增平切入主题。他说他到乌克兰买下了一艘报废的航母“瓦良格”号。 邵淳听到“瓦良格”三个字，不由得心头一动。就因为这“心头一动”，邵淳为国家办成了一件大事，也因此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要想说清楚邵淳为什么会为“瓦良格”而心动，就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经历和性格。经历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邵淳从小酷爱画画，尤其喜欢雕塑。他就读的北京第四十七中学，原为中法大学附中，该校的校训是：独立思考，敢行我是。虽然这个校训在邵淳来校时已经取消，却在邵淳的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该校的艺术教育很出名，几乎每年至少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输送一名学生。1962年，邵淳参加高考之前，通过一名校友向中央美术学院报送的雕塑作品得到美术学院教授的肯定，似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给国家带来重大经济困难，国家暂时停止了艺术院校的招生。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邵淳临时选择报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并被其录取。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校风和学风都很严格，在老师的眼里，邵淳这个学生偏重于艺术气质，有点“专业思想不稳定”。邵淳上大一时，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喜鹊娃子》，尽管此文“很讲政治”，但在老师看来，这属于“不务正业”。 时隔多年以后，回忆这段往事，邵淳笑称：“其实当时我在大学期间的计划还是有的，就是仍然要从事艺术事业，真没打算投身金融。” 当时全国只有一家银行，所有的贷款和计划都是事先确定好的，没有资本市场，没有金融中介，银行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由于社会上没有需求，金融专业在当时十分冷清，这也是邵淳“没打算投身金融”的原因。 1968年8月，邵淳和6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农村参加劳动。1969年春节，他没有回家过年，向村里申请了10块钱，买了一些画墙报用的纸和笔，和几个同学一起举办了一期“农业学大寨展览”，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邵淳发挥他的美术和文学特长，将这个展览搞得图文并茂、有声有色，在故城县引起轰动，于是他“脱颖而出”，成为当地颇为知名的“知青”。 1970年，河北省要举办全省美术作品展览，故城县文化馆将邵淳调去当美术创作员，他不负众望，才气勃发，他创作了人生第一幅木刻作品《战士与房东大娘》。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想干的事情，就尽量把它干好。为了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这幅木刻作品他一共拓印了100多张，从中选出他认为最满意的一张送去参展。该作不仅参加了全省美展，还被省里选中报送全国美展。他在文化馆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间，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美术创作上，他的木刻作品在河北美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1980年，国家成立农业银行，河北省也要成立省农业银行，邵淳作为“文革”前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毕业生，被作为金融专业人才调到省农业银行工作。一开始当办公室秘书，负责写各种材料，为行长写讲话稿，同时把放弃了10余年的金融专业知识重新拾了起来。3年后，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邵淳被派往张家口市农业银行挂职当副行长。在他的努力下，该行的业务不到一年时间就转入正轨。 此后，他又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计划部和华能集团财务公司担任领导职务。1993年任华夏证券公司总经理。1996年晋升为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在华夏证券公司，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带出了一支能干的队伍。他本人也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中国证券业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果不是他涉足了“瓦良格”项目，也许他的人生道路会是另一种走向。由于机缘巧合，把他的命运和“瓦良格”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于是，他改变了“瓦良格”的命运，“瓦良格”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邵淳是个充满艺术气质的人。他不但喜欢美术，还喜欢舰模，尤其喜欢看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像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汤姆·克兰西的《追踪红十月》等军事题材小说他都看过。 正是他的这种爱好和他的艺术家气质，决定了他比其他金融企业家更熟悉、了解世界各国的核潜艇和航母，并在军事装备领域有所作为。 1993年，邵淳在《舰船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瓦良格”号航母花落谁家》的文章，不由得想入非非：如果“瓦良格”能“花落中国”该多好啊！ 1944年出生的邵淳，到1993年已经49岁了，而且是华夏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在风起云涌的金融市场上弄潮的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居然还有精力阅读《舰船杂志》，关心“瓦良格”花落谁家。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该着他与“瓦良格”有缘吧！ 在邵淳为“瓦良格”花落谁家而“想入非非”的两年之后，他又经历了一次“心痛之旅”。 1995年春天，邵淳趁出差的机会登上威海刘公岛，参观了甲午战争博物馆。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他是怀着一种探秘的心情来到刘公岛的。在他的印象中，中国自明代以来，海军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长期有海无防，因此才会有甲午海战的惨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但是他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中国海军近代史并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海军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也有说第七），那艘在甲午海战中沉没的“镇远舰”，排水量为7220吨，航速为15.4节，续航力为4500海里/10节，战斗人员编制为329~363人。这样大的战舰，当时全世界都不多见。100年前中国海军的装备实力让他感到震撼。然而中国海军最终还是战败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 此次刘公岛之行，让邵淳增长了历史知识，也让他感到心痛不已。一个国家，没有像样的装备不行；有了装备，没有训练有素的将士也不行；有了训练有素的将士，没有坚强的国家领导人和坚强的人民群众作后盾更加不行。今日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可是，自己不是将士，不是国家领导人，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呢？这种要“为国家做点什么”的愿望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让邵淳没有想到的是，在那次“心痛之旅”三年之后，他又遇到了一件更让他心痛的事情。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针对华人的“五月骚乱”，近1200名华人遇难，上百名华人妇女遭强暴。当时邵淳和他的部下、华夏证券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吴宇，以及北京T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W等人在北京一家饭店吃饭，他们从中央电视台播报的新闻中看到了“印尼排华事件”的消息，他们为华侨在印尼的遭遇感到痛心，甚至义愤填膺。邵淳说，美国遇到突发事件，总统就会问：“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中国要是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在印尼那里就好了，一是可以对印尼的暴徒产生威慑，二是可以用航母把华侨接走。 可是，中国的航母在哪里呢？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印尼排华事件”两个月之后，一桩与“瓦良格”航母相关的生意，真的找上门来了。 听徐增平说他买了“瓦良格”，邵淳一下就想起了1993年《舰船杂志》刊登的那篇《“瓦良格”号航母花落谁家》的文章，以及看“印尼排华事件”电视新闻时的感受，他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兴趣。他曾希望“瓦良格”能“花落中国”，没想到它“花落香港”了！一年前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花落香港”也等于是“花落中国”啊！邵淳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激动。 徐增平介绍说，这个项目是“国家行为，民间操作”，他用2000万美元，就把“瓦良格”买下来了。 2000万美元买航母？简直是天方夜谭啊！邵淳不大相信，因为他对航母的造价情况了解一些。 邵淳平静地说：“你这个价钱买航母，我有疑问。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几年前的造价是33亿美元，这是对外公开的。33亿美元和你这2000万美元相比，差距太大了！当然，你这个‘瓦良格’没有它大，你是6万吨，人家是9万吨；你这没造完，人家那造完了。但你算他三分之一的钱行不行？五分之一的钱行不行？十分之一的钱行不行？你毕竟造了三分之二了，你怎么会是2000万美元？说不过去啊！” 徐增平说：“我们有投标的文件，我们已经搞掂了。我们香港那边经济形势不好，资金有点缺口，也不多，就2000万人民币，看你能不能帮帮？” 邵淳心想，钱倒不多，就说：“你把投标文件拿来，我先看看文件吧！” 徐增平说文件在香港，需要回香港去拿。 很快徐增平派人送来了投标文件，并强调，这个项目对外是保密的。邵淳认真研究了有关资料和徐增平同乌方签订的中标协议。 这些文件出自不同的部门，有的打印在公文纸上的。邵淳注意到一个细节：其中有两份俄文文件上边的文件头，不是俄文，是乌克兰文。邵淳当年学过8年俄文，时隔多年，虽然已经看不懂俄文文件的全部内容，但他能分辨出俄文与乌克兰文的细小区别。比如中文的“一”，俄文为“oдин”，乌克兰文为“odyn”，有点像英文字母，只是变了形。他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将乌克兰文恢复为官方语言的时间并不长，如果是文件造假，不一定能做到这么细致的程度。在香港做英文版的假协议很方便，做俄文版有一定的难度，做乌克兰文版就更难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文件上写的成交价还真是2000万美元！邵淳对此事的真实性不再表示怀疑，这才兴奋起来：“这事儿太好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应该支持！” 邵淳是一个具有爱国情怀的人。这种情怀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蕴藏得久了，就会在某个时候“爆发”。“瓦良格”项目，给了邵淳一个展示爱国情怀、表现爱国力量的机会。 徐增平告诉邵淳，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只要钱一汇到乌克兰黑海造船厂，航母很快启航，两个月之后就回来了。 邵淳爽快答应借给徐增平2000万元人民币，并且不要利息，不需做资产抵押。 邵淳为什么对一个以前从未打过交道的香港老板这样慷慨呢？实际上他的慷慨是针对“瓦良格”项目，针对自己的“航母情结”，不是针对徐增平的。既然国家需要，当然应该支持。2000万元人民币对于华夏证券这样的大公司来说，不算大钱。 可是，怎么支持这个项目呢？邵淳动了一番脑筋。按照徐增平提出的“保密性”原则，华夏证券公司是国企，最好不要露面。邵淳决定让他的部下吴宇来具体操作。吴宇是公司资产管理部的副经理，同时兼任海南隆泰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由隆泰源公司把钱借给北京T科技有限公司，再由T公司与徐增平的公司打交道。T公司是民营公司，公司规模也不大，一般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 （摘自《北京文学》第10期，阅读全文可点击文末二维码在微店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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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31 15: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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