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ada Goose Jakke 比杜海涛更出位的主持人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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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涛“卖国贼”罪名前提不成立
作为一位其貌不扬的喜剧咖，杜海涛习惯了以搞怪来博得观众欢心。冯巩和潘长江等前辈早已证明，带有自轻自贱性质的言行最能让观众发笑，现代综艺节目主持人在激烈的竞争中更是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在前几个月的《快乐大本营》中，杜海涛曾要求文章狠踹自己屁股，来完成节目中的游戏任务——当时这一场面也曾引起争议。让人踹自己屁股、或者朝着陌生的同辈人跪拜，对普通人而言可能多少有伤自尊，但对杜海涛而言 Canada Goose Jakke，跪拜只是他一贯出位言行中的新花招，是他刷存在感的常用方式。那么，对于一段表演，我们有必要去骂演员“无节操脑残”吗？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们更不用谈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之类“高层次”的问题。一个基本原则是：人在选择做或不做一个爱国者之前，应先确保自己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杜海涛的激烈批判，来自基于民族主义的盲目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自我中快速卷走，使他变成一粒无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如海涅所言，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一个理性成熟的人，绝不会轻易认同杜海涛“卖国贼”的骂名，更不会卷入针对他的批判狂潮。
杜海涛背负的第二条骂名“卖国贼”，其前提也并不成立：只有当杜海涛具有代表中国形象的意义时，他的行为才值得“是否有辱国格”的讨论。以发飙的网民逻辑来看，杜海涛在跪下去的那一瞬间，他就不再是个疯狂粉丝，也不是个搞怪博眼球的综艺主持，而是个有辱国格的中国人。这里批判者们就面临着一个逻辑悖论：既然杜海涛这么“脑残”，他怎么能成为中国人的代表呢？无法简单将杜海涛的跪拜看做个人行为，这背后是人们过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可以想见，如果令杜海涛下跪的不是权志龙而是刘德华，那他顶多被围观者当做第二个杨丽娟——人们会嘲笑杨丽娟的嗔痴，但绝不会扬言“灭了杨丽娟”。可惜，杜海涛偏偏跪了一个韩国人，而韩国偏偏是一个在中国不受待见的国家（男足、申遗、去汉化都让中国平民不太爽），于是围观者立即群情激奋 Chanel。
批判杜海涛的“卖国”者本质是出于民族狂热
群起指责杜海涛的人们并不高明，也并不拥有他们自认为的道德优势，他们躲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本质上是出于民族狂热。这次针对杜海涛的批判狂潮（以及爆吧），它反映的不是爱国主义，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民粹色彩极浓厚。爱国主义是热爱某个地方或某种生活方式，他们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并不想将其强加于人。爱国主义本质上是防卫性的，不管军事还是文化方面，她是感情上的热爱，是个人行为。民族主义不同，它是行为上的忠诚，并且有组织力量，它总是与权力欲望一致，力图获得更大的实力与威望，充满进攻性和毁坏性。在攻击杜海涛的过程中，甚至有网站甚至编造出“杜海涛称韩国人是亲爹”的新闻，这么低级的造谣式辱骂居然得到数以万计的转载，足以说明民族主义者的盲目。
杜海涛是娱乐人物 跪拜行为是表演性质
芒果台主持人杜海涛最近流年不利，他在某盛典现场向韩国偶像明星权志龙单膝下跪膜拜，引起网友极大反感，其贴吧也遭到大批网友集体爆吧。在一片谩骂中，最集中的口径主要为“无节操脑残”和“卖国贼丢人”，杜海涛甚至被要求“滚出中国”。这说明批评早已不再停留杜海涛行为本身的好恶，而上升到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但杜海涛的跪拜并没有这么大的象征意义，人们大搞上纲上线的批判就像大炮打蚊子，显得非常可笑。
首先分析一下杜海涛的跪拜行为本身——杜是娱乐人物，他的跪拜又是在节目中发生的，这天然带有表演性质。对于跪拜行为的表演性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杜海涛的类似行为是发生在一位演员身上，而这个行为又是在影视作品中发生，那么观众只会一笑而过。与此类似，经常观看台湾综艺节目的观众，肯定不会因为杜海涛的行为大受刺激——在电视娱乐化程度更高的台湾、韩国、日本，比杜海涛更出位的主持人数不胜数。综艺节目的本质是真人秀，也就是“强调实时现场直播，没有剧本，声称百分百反映真实（而不是角色扮演）的电视节目。”但我们都理解，真人秀的核心仍在于“秀”：综艺节目绝不是百分百真实，更不等于现实，它的娱乐性实际上就是来自一种“精心设计过的真实”。对于内地最成功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之一的杜海涛，他当然极为擅长设计自己的言行，将其包装得更适合登上媒体头条。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这个名言大伙儿都知道了。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则是自卑者最后的保护伞，似乎一切的自卑、挫折、失落，都因为爱国的粉盒而变得光鲜起来，通向大国崛起、民族复兴，这一切极可能只是梦幻泡影。表现出自尊的民族，更会让人生出敬畏之感，而泼皮无赖式的辱骂，只会让人顿生小觑之心。这次事件和2010年针对SuperJunior的“69圣战”性质类似，当人们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就容易转而通过民族主义鸡血找到自信，寻找集体归属感的需求，通过成本并不太高的网络狂欢、狂热乃至网络暴力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都必须要为自己树立一个或一批敌人，“棒子权志龙”和“棒子迷杜海涛”在这次事件中不幸成为靶子，就像三年前的SuperJunior及其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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